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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我国的教育目的 一、我国教育目的确定的基本依据　　从上述几种教育目的论可以看出，影响教育目的论或教育目的制定的基本因素包括：第一、人性假设；第二、社会理想；第三、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其中，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是最为根本的因素。人性假设和社会理想都依赖于这个根本因素。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不同的教育目的论，教育目的首先要反映一定的价值取向和教育理想。但是，教育目的的这种主观性又是以其客观性为存在的前提，恰当的教育目的的制定又必须考虑到社会发展的现实和要求，依据受教育者身心发展的规律。所以确定教育目的的基本依据可以概括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一）确定教育目的的主观依据　　从主观方面来看，教育目的首先是教育活动中人的价值选择。人们在考虑教育目的时往往会受其哲学观念、人性假设和理想人格等等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影响。　　一方面，人都有追问世界之根本的哲学兴趣；另一方面，自觉或不自觉的哲学观念都会对人的活动产生影响。而哲学观念对于教育活动最重大的影响莫过于对于教育目的设定的影响。柏拉图认为，一切感官所得都属于现象，宇宙的根本是理念。所以，个体如欲追求真理就不能诉诸感官的体验而应当依赖理性。教育的目的不在灌输知识，而在启发理性，认识理念。所以理性的培养就成为柏拉图教育目的论的核心。相反，经验主义哲学家洛克认为，先有外物的存在，后有感觉经验。所以，一切知识均来源于后天，都要通过感觉经验。所以，教育目的应当是培养人对外在环境的兴趣，包括接受人与人之间的影响，从而形成他所谓的“绅士”教育目的论。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家们的教育目的论也往往建立在他们对宇宙之根本如“天”、“道”、“理”、“性”等问题看法的基础上，认为教育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教学生领悟宇宙和人生的根本，从而从根本上修身养性。所以，教育目的的确定肯定会受到不同世界观或哲学观念的影响。　　教育目的的确定还要受到思想家们或制定教育目的者的人性假设的影响。孟子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这四心乃是仁、义、礼、智四种美德的发端。所以，“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教育目的无非是要让人将失掉的善心找回来，恢复人的本性并且发扬光大。主张性恶论的荀子认为，“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逸”，故人性皆恶，其善者“伪”。所以教育应当使人去性而起伪，“积礼义而为君子”。董仲舒和韩愈都将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类，上智与下愚不移。教育所能和所要做到的是使“中民之性”或“中品”之性得到可能的改造，与圣贤趋齐。与此相似，古代基督教教育思想家们曾经由原罪说引申出必须对儿童采取严厉的态度的结论。而另一方面，卢梭却认为，“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求得儿童顺其自然的发展。由此可知，教育目的的设定一定会受到主体对于人性的基本假定的影响。　　教育目的既然是对培养对象规格的设计，就不能不与人格理想相联系。因而教育目的的设定会受到主体有关理想人格之观念的影响。几乎所有的学派都有其对于理想人格的共同追求。从大的文化系统看，佛教倡导与世无争的佛陀人格，道教塑造了长生久视的神仙世界，儒家则大力倡导成仁取义的圣贤人格。以作为我国主流传统文化的儒家，一方面，设计了一种非常完美的人格形象，认为：“圣人之于民，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圣人为人之精”。另一方面，又认为“圣人与众人一般，只是尽得众人的道理”，“涂之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所以，对于中国古代的学者而言，其修身或学问的总目标就只能是成圣成贤。在西方，卢梭主张的自然发展的人，洛克的“绅士”，杜威所谓的民主社会的公民等等，也都寄托了他们对于理想人格的向往，这些理想人格也就自然成为他们所理解的教育目的的重要组成部分。（二）确定教育目的的客观依据　　确定教育目的的客观依据是指教育目的的确定必须考虑到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教育目的的确定受生产力与科技发展水平、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制约以及教育对象的身心发展规律的制约。1．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　　生产力和科技发展的状况是确定一定历史时期教育目的的物质基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不同，社会对受教育者的质量标准和规格要求就不同。教育目的是对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特点的反映，体现着这一发展的时代特征。在古代社会，由于社会生产的科技含量水平较低，劳动者也无须经过学校教育的专门培训。因此，古代教育的教育目的只有一条，那就是培养有一定文化素养的统治者，即只培养神职人员和政治、军事和法律等方面的管理人才。机器大工业时代的到来使社会生产对普通劳动者的科技文化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现代社会，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里，劳动者不具备一定的科技和文化素养，就无法适应现代化的社会生产。因此机器大工业出现之后，资本主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