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资源环境约的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探讨.docVIP

基于资源环境约束的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探讨 关键词:资源环境 新型城镇化 带状城市 　　一、引 言.　　1979 年 美 国 地 理 学 家 诺 瑟 姆 ( Ｒay MNortham) 发现各国城市化发展过程所经历的轨迹大致都可以概括成为一条被拉平的 S 形曲线，他将城市化发展分为初期缓慢发展阶段、中期加速发展阶段和后期饱和阶段［1］。此后 S 型阶段模式在世界许多国家被证明存在并被我国的许多学者和政府决策者所探讨和运用论证。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2 卷的资料显示，截至 2012 年年底，我国城镇化率已达 52． 57%。在此数据上依据诺瑟姆曲线判断，我国已经处于城市化发展的加速阶段，大量来自乡村和小镇的人们纷纷涌入城市。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 1955) 曾提出“库兹涅茨曲线”，说的是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即收入分配不均等程度随着经济增长呈先加大后减小的倒 U 形［2］。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格罗斯曼和克鲁格( 1995)等经济学家把库兹涅茨曲线的思想应用到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当中，于1995 年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根据这一假说，一方面，经济增长意味着更大规模的经济活动，既需要更多的资源投入，又带来更多的污染排放，因而对环境质量产生负的规模效应; 另一方面，经济增长通过清洁能源以及新技术的使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等，对环境质量产生正的技术进步效应和结构效应。一般说来，在大规模工业化阶段，规模效应超过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环境质量随着经济增长不断恶化; 在后工业化阶段，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超过规模效应，环境质量随着经济增长逐步改善［3］。归结起来，这三类效应共同决定了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倒 U 形曲线关系: 环境质量随着经济增长呈先恶化后改善的趋势［4］( 见图 1) 。 　　在新型城镇化的大讨论中我国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 2013) 认为，我们的城镇化就是走一条以资源节约、效率优先、见房见人、以人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李强( 2012) 等人对中国城镇化“推进模式”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中国的城镇化主要是政府主导的城镇化，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政府居于核心的地位。李京文、周毅( 2009) 认为我国属于滞后城市化国家。未来的城市化发展将表现为多元化、国际化、集群化、网络化、生态化和逆城市化趋势。沈悦( 2004) 通过对日本的城市化过程进行研究对我国的城市定位、土地、交通和城市内的二元问题进行了策略分析。更多的学者对我国的城市化进行了不同层次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多是从产业结构、人口迁移等角度进行剖析，基于客观的资源环境约束的城市化道路选择并不多见，本文试图从资源环境的角度出发，探讨我国新型城镇化的顶层设计方案。　　二、我国的资源环境基础与新型城镇化.　　据有关部门的资料显示，我国已经探明的矿产资源总量较大，约占世界的 12%，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居世界第 3 位; 但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不足，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 58%，居世界第53 位［5］。从总体上说，人口和自然资源条件并不构成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绝对障碍，而且在许多方面中国的资源条件( 特别是在总量规模和品种的丰富性上) 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不足是一个基本国情。因此，主要依赖自然资源来推动城市的长期增长并不是中国城镇化的可行道路。　　实际上，我国对能源的开发利用已达到相当高的强度。与能源高强度开发和大规模消费相对应的则是能源利用效率的低下。我国能源消费强度远高于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约为美国的3 倍，日本的7 倍; 单位产值能耗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每公斤标准煤创造的 GDP 仅为0． 36 美元，而日本为 5． 58 美元，约是我国的 15倍，世界均值为 1． 86 美元; 工业锅炉能耗效率为60% ，低于发达国家 20 个百分点; 主要产品单位能耗平均比国际水平高 40%，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相当于气候条件相近的发达国家的 3 倍; 每年工业部门多消耗 2 至 3 亿吨标准煤，约占全国总消费量的 1/5［6］。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当前中国依靠大量消费能源，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也使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接近资源和环境条件的约束边界。　　三、我国城镇化过程中的资源环境约束与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得到快速发展，特别是 1996 年城镇化水平达到 30% 以后，城镇化率得到快速提升。当前普遍认为，我国城镇化处在快速发展阶段，并且这种快速发展趋势还将保持较长一段时间。但是，由于我国城镇化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我国城镇化发展仍呈现出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非农化，城镇化的区域差异较为明显，大城市的中心地位愈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