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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人口思想简介编辑 在中国古代社会，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劳动和土地是财富的源泉。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靠协作和分工的发展，这要以一定数量和密度的劳动人口的存在为前提。劳动人口又是统治者的兵力、徭役和税收的源泉。在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形成以后，怎样获得大量劳力、兵源和税源，更是历代王朝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所最关心的问题。因此，人口问题在中国古代很受重视。人口的多少，人口和土地的比例关系，生产人口和非生产人口的结构等，是古代思想家在考察人口现象时主要关心的问题。仅从他们对人口数量增长的不同观点来看，可以大体上把古代人口思想分为：主张人口大量增长；主张人口适度增长；反对人口增长过多、过快，实质上是主张控制人口增长等三种类型。 2主张人口增长的思想编辑 它在中国古代长期占据支配地位。在殷商甲骨文关于祭祀的记述中，就有浓厚的祖先崇拜和生殖崇拜的思想。在《诗》里也有许多诗篇歌颂了“则百斯男”、多子多福、子孙绵绵的思想。 春秋时代 许多思想家都曾鼓吹富国强兵必先增加人口。管仲在辅助齐桓公（？～公元前 643）建立霸业时就曾极力推行鼓励人口增加的政策,下令“丈夫二十而室,妇人十五而嫁”(《国语·齐语》)，驱使青年男女早婚早育。儒家的创始人孔丘更明确地论述了鼓励人口增加的思想。他的中心思想是“仁”，而以体现血亲关系的“孝”为本。他很重视夫妇关系，并把蕃衍后代看作婚姻和家庭的基本任务。他认为一个国家应当人口众多，“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礼记·杂记下》)。他主张先要使民“庶”，然后使民“富”。他建议君主招徕“远人”尤其是“百工”，以增加劳动人口。孟轲继承孔丘的人口思想，主张“广土众民”（《孟子·尽心上》），鼓吹“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离娄上》）。这种宣扬传宗接代的封建思想，在中国长期支配着人们的生育观。 墨家的创始人墨翟是最早详细论述人口问题的思想家。他积极主张增加人口，主张鼓励早婚来使人口倍增。他声称，缺少人口耕种的土地，只是一种得不到收获的“虚地”，要生产出足够的衣食必须用“力”（劳动），而“力”则来自劳动人口。所以，贤明的统治者应当使国家富、人口多，“人民寡则从事乎众之”（《墨子·节葬下》）。为此，要“兼相爱、交相利”，提倡非攻、节用、节葬、力耕和早婚，反战、反杀殉、反对“蓄私”即反对大量蓄养宫女婢妾，认为战乱和蓄私都会妨碍男女适时婚配，影响人口增殖。 秦汉以后 主张人口增长的思想仍很盛行。南朝周朗(425～460)的人口思想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把人口增殖看作国家大事,宣称治国者“不患土之不广”,“患民之不育”（《宋书·周朗传》），认为战乱、急政严刑、天灾岁疫、长期服役等是当时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若要使人口迅速增加,必须消除天灾人祸,让人民安居乐业，夫妻团聚，并提倡早婚。他甚至主张强制推行早婚，“女子十五不嫁，家人坐之”。明朝丘也极力主张增殖人口，声称一国人口的多少关系到国势的盛衰，“庶民多则国势盛，庶民寡则国势衰”（《大学衍义补·蕃民之生》）。认为天生万物都必须资以人力而后能成其用，劳动人口增长，财富才能增长；没有庶民则国不成国，君不成君，因此君主必须掌握户口数量，鼓励人口增殖。 3主张人口适度增长的思想编辑 中国古代思想家很早就提出了人口和土地要相适应的观点，其中包含了人口适度增长的思想。孔丘及门徒固然主张增殖人口，并认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礼记·大学》），但已开始注意人口和土地在量上要适应的问题。最先明确提出人口和土地要相适应的思想的是《商君书》，它认为国家富强在于农战，而要搞好农业，就应当使人口和土地的数量相适应：“地狭而民众者，民胜其地；地广而民少者，地胜其民”(《算地》)。它甚至具体计算出了“先王制土分民之律”，即具有一定比例的可耕地的方百里土地足以居住五万耕作的农夫。《管子》一书也非常重视人口和土地的比例要适当的问题。在《乘马》等篇提出“地均以实数”，即把各种土地按各自的收益折算成标准的耕地面积，以便和人口数量对比。它声称“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三十亩而足于卒岁”（《禁藏》）。按照这个标准，“凡田野，万家之众，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为足矣”（《八观》），即方五十里田野的适度人口是“万家之众”。它还认为有了土地要开垦，有了人口要使他们勤于耕种，否则“地大而不为，命曰土满；人众而不理，命曰人满”（《霸言》），也不能保持人口和土地的平衡。东汉的王符更明确地指出了人口和土地必须相称：“土多人少，莫出其财是谓虚土，可袭伐也。土少人众，民非其民，可匮竭也。是故土地人民必相称也”（《潜夫论·实边》）。这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的人口适度增长思想。 4反对人口增长过多的思想编辑 春秋时期 在古代中国，每当社会经济由盛转衰，一国人口相对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