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史（李建中）.doc

导论 “文学”这个词最早出现于《论语·先进》，意谓文献之学。这种大文学观念使“文学”从滥觞之时就深深地扎根于“文化”之中，同时也使得中国文学批评从一开始就寄生于文化文本之中，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学批评的发生、发展及演变以儒道释文化为思想背景和精神资源，在思维方式、范畴术语、理论形态等方面都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因此，文学批评与古代文化血肉相联的“史”、“论”事实以及文学批评的诗性言说方式是中国文学批评史教学中的重要内容。遗憾的是，已有的文学批评史教材对这些内容有不同程度的忽略。木书力图在前人不够重视的地方有所突破.其创新之处在于:一是紧紧扣住古代文学批评与儒道释文化的关系.在古代文化的思想背景和精神源流中把握并闸释文学批评的演进脉络和理论精粹;二是注重从批评文体即言说方式的角度，重新清理中国文学批评史，不仅往重中国文学批评“说什么”.而且关注其“怎么说”。 一、中国文学批评的文化背景 “文化”是一个合成词由“文”与“化”组合而成。《说文·文部》说 “文，错画也，象交文。凡文之属皆从文”《周易·系辞下》说“物相杂，故曰文。”《礼记·乐记》说“五色成文而不乱”。可见作为名词的“文“有两个特征一是交错相杂，一是多样统一。.“化”指事物形态或性质的改变，如《庄子·逍遥游》说“化而为鸟，其名曰鹏。”《周易·系辞下》说“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礼记·中庸》说:“可以赞天地之化育”等等。“文”与“化”，并联使用。最早似见于《周易·贲卦·象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与“化成天下”紧密相联，使得“文化”一词具备了它的基本内涵，就是“文明教化”成“以文教化”，这其间隐含了“文化”与 “文学”的天然联系。 “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的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中对象化的过程与结果，.它包括了物质制造(技术体系)和精神创造 (价值体系)两大部分;而狭义的“文化”则仅指人类精神活动的过程及其结果。（关于“文化”的定义，请参见冯天瑜《中国文化史纲州》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杜，1994年版，第2页；李建中主编《中国文化概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人类精神创造的主要载体就是“文”.也就是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篇所说的“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的“人之文”。上古时期所谓的“文学”泛指一切见之于“文”的东西，与狭义的“文化”恰好是重合的。因此“文学”与“文化”存在天然的联系，这种联系在我们今天所说的纯文学之中也依然存在。 从文学批评来看，先秦文学批评所寄生的文献典籍既是“文学”文本，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当时的“文学家”同时也是“文化人”，他们的文化思想必然灌注于文学批评理论，文学批评理论又必然涵泳于文化思想。中国文学批评从一开始就生长在文化的母体之中，与文化有密切的血缘关系，而这种血缘关系又突出表现在儒道释三个不问的领域，儒道释文化共同构成中国文学批评的思想文化背景。本节分述如下： 《一》儒家文化与中国文学批评 许慎《说文解字》说“儒，术士之称”，胡适称儒为“殷民族的教士”。最早的“儒”是以相礼治丧为职业的文化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在仪式中完成人与神的沟通。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儒成了一个重要的学派，其标志性特征就是以孔子为宗师，以孔子学说为宗旨。儒家的起源有神秘色彩，到了孔子创立的文化学派宣扬“仁”学，就消褪了神学色彩。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儒家文化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影响可概括为三大主义人格主义、功利主义和经学中心主义。 第一，人格主义。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是从孔子对《诗经》的批评开始的。儒家文化最根本的一个目的就是按照自己的文化标准来塑造人格，因此孔子也把文学看做一种人格塑造的工具。他教弟子们学习(诗经》是为了塑造学生人格，他对《诗经》的批评也是为人格服务的。《论语》记载孔子对诗的评论：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不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 “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用装饰品的打磨来比喻人格修炼过程，用人的漂亮需要先天素质和后天修饰结合来比喻仁和礼在人格培养方面的顺序。朱自清《诗言志辨》把前者叫做“因事及诗，后者称为“因诗及事’，虽然方向相反但最后都指向了人格修养之事。这种把诗歌当做教化工具的思想后来发展成“文以载道”，成为中国文学批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 人格主义的文化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