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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六朝的自然聚落─兼论“邨”、“村”关系与“村”的通称化
汉魏六朝的自然聚落─兼论“邨”、“村”关系与“村”的通称化
侯旭东
引言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君主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逐渐在境内设
立郡、县,由国君直接委派官员管辖,郡县之下亦设立各种名目不同
的基层编制,来统领百姓。随着秦的统一,这种郡县制取代了西周所
建立的分封制成为新兴帝国的主要支柱,县以下亦统一建立了「乡里」
制度。[1]进入汉代,尽管分封制又局部得到恢复,但几经波折,其
实质已与西周情形貌合神离,诸侯王只是「衣食租税」,封国的行政
管理则由朝廷委派的官员负责,郡县制依然是帝国地方的基本制度。
西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全国有郡国103个,县级政区1587个;
东汉永和五年(140年)则有郡国105个,县级政区1180个。县、
邑、道、侯国以下则沿用秦代的乡里制度。
「乡」与「里」的关系,《汉书‧百官公卿表》谓:「大率十里
一亭,亭有亭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游徼」。其中「亭」
与「乡里」」的关系已被证明有误,「亭」属于治安系统,与乡里无
直接对应关系。[2]「里」隶属于乡,乡除了三老外,设有啬夫、乡
佐,[3]里有里正、田典,[4]一里的户数,文献中的记载各不相同,
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均是以一定的户数作为标准。按照《汉书‧食货
志》的描述,「里」不仅是行政编制,亦是当时百姓实际居住的聚落:
在壄曰庐,在邑曰里。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族,五族为
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乡,万二千五百户也。……春令民毕出在
野,冬则毕入于邑。……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
左塾,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轻重相分,班白不提
挈。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
从者,所以省费燎火,同巧拙而合习俗也。
班固描绘的「里」是一种有垣墙围绕,设门,内分左右,置监门司出
入的聚落,他将此段话纳入“先王制土处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中,似
乎是前代的情形,若参以近年出土的西汉初年的《二年律令‧户律》
的有关条文,[5]其描述确实是有现实依据的。
基于上述记载与其它数据,不少学者视汉代的「里」为实际聚落,
因此,当三国以后的文献中出现「村」时,许多学者认为这是基层聚
落发展史上划时代的变动,与汉末的整体时代变革有密切关系。的确,
村落、农村是当今仍在广泛使用的通用词汇,而「村」的出现以及到
唐代成为官方基层制度中的一部分是汉末以来产生的新现象,但其意
义究竟何在,应如何估价,需要在汉代以来聚落变迁史的大背景下去
认识,其中重要的工作是结合新数据对汉代以来的聚落形态做进一步
分析。
回顾学术史,自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就开始关注汉代的乡
里问题,50年代以来以宫川尚志与宫崎市定为代表的日本学者就开
始深入研究汉末以来的村落问题,9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也加入其中。
通过长期的研究,围绕「村」的产生形成了许多重要的论断,对于推
动中国中古历史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
检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学界关于村的研究,主要涉及了如下几个问
题:一是村的起源与分布,包括村的前身是什么,在何种背景下发展
成「村」,分布在哪些地区,二是村内的情况,如村落的外观、村的
领导者等,三是村具有哪些行政职能,四是村与乡里制度的关系,五
是「村」的出现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其中「村」的起源问题是关键,
其它问题均与此相联。
关于「村」的起源,有不同的见解。一种强调汉末出现的「村」
是在汉代「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宫川尚志首倡此说,堀敏一、
齐涛、马新、吴海燕、刘再聪、高贤栋亦表赞同。[6]二是认为汉代、
三国的屯田所形成的聚落发展为「村」,宫川尚志承认两者间的联系,
但未予重视,宫崎市定则力主此说,堀敏一亦认可。[7]三是认为汉
末动乱中形成的「坞」与「坞壁」之类自卫性集团是村落,特别是北
方村落的来源,宫川尚志最早提出此观点,堀敏一、韩升与吴海燕均
持此说。齐涛则认为在北方,汉代的聚,经过十六国的坞壁发展成北
方的村落。[8]四是认为村来源于汉代城内外的里,另有在无人之地
新设立的村,越智重明持此说。[9]五是认为村的早期形态还有庐与
丘,刘再聪持此说。[10]从以上概括中不难发现,宫川尚志、越智重
明、堀敏一、吴海燕与刘再聪等均认识到「村」的来源并非一种,章
义和等的必威体育精装版研究亦确认了「村」的渊源的多元性。[11]
具体到南方村落,亦有不同的观点。宫崎市定认为南方村落的出
现与异族入侵,北人南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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