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争遗孤爱恨情仇.docVIP

日本战争遗孤的爱恨情仇 　　一个孩子的梦魇 　　 　　64年前的那个血色黄昏，成了乌云（日本名字：立花珠美）一生的噩梦。那年她8岁。 　　1945年8月11日傍晚，乌兰浩特地区的格根庙附近，仓皇奔逃中的日军及家属近1000人被苏联红军追击，在此地陷入绝境，走投无路的日军指挥官下令：所有日军将士和所有家属都必须自杀，连孩子都不能留下。顿时，刀光和枪声让这条山沟变成人间地狱。 　　这个可怜的小女孩惊恐地目睹了一幕人伦惨剧――与自己同族的日本军人毫不怜悯地将不愿意自杀的亲人砍死，还在人群中投下手榴弹，深沟里血肉横飞；她的母亲继承了丈夫的武士道精神，亲自刺死了不满周岁的小女儿，然后举刀自杀；她的姐姐被压死，两个弟弟则被日军乱枪打死。最后，指挥官和军士吼叫着，把武士刀刺入自己的腹部。 　　 　　侥幸留下性命的乌云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跪在重伤的母亲旁边，呆呆地看着她咽下最后一口气。“如果不是中国老大爷救我，即使当时不死，也得精神崩溃。”现为通辽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乌云回想起57年前那血腥的一幕，眼睛里仍残留着惊悸。 　　“那天夜里，我从沟里爬了出来，已经饿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就趴在格根庙西边的一座桥上。这时东边来了两个中国老大爷，他们不懂我说的日语，就摸摸我的头，又拍拍胸，然后往西指。我懂了，说的是让我别害怕，跟着走。” 　　其中一位姓崔的老大爷背起乌云带她回家，看她饿得快不行了，就到一户人家要了一碗饭让她吃。天黑时，他们到了家，正赶上吃晚饭，乌云记得当时他家吃的是白苞米粥。他家里已经有5个小孩了，还有一个躺在炕上的病人。他们非常怜惜乌云的不幸身世，但苦于无力养活她，只好忍痛转送。 　　张大爷是乌云的第一个养父，一个憨厚的东北农民，生活贫困，家中4个孩子，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尽可能把有限的粮食省给乌云吃。一年后，为了让乌云过得好一些，他们把她转交给一户经济宽裕的人家。 　　乌云的第二个养父阿拉坦?奥琪尔是蒙族人，母亲王秀庭是汉族，夫妇俩终生未育。他们把她原来的日本名字改为蒙族名乌云，视为掌上明珠，???直供她读到大学毕业。 　　1957年，乌云从内蒙古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后，分配至内蒙古自治区库仑旗第一中学，在这里，整整36年，她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 　　 　　这段时间里，她几乎已经忘记了自己日本人的血统。 　　 　　“我不回日本，我要陪养母” 　　 　　1972年9月29日，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双方政府开始着手为二战时期在华日本遗孤寻找血亲。乌云的养父母为养女着想，毅然决定寻找乌云的在日亲属，免得她此生有所遗憾。 　　1980年，乌云一家多方辗转找到了她居住在日本广岛市国府町的唯一亲人――哥哥立花甫。曾经音信断绝、以为此生再也不能相见的兄妹俩于1981年8月7日在日本相见，双方百感交集，抱头痛哭。 　　但是乌云却作出了一个令哥哥吃惊的举动：放弃在日本的永久居留权及日本国籍，陪伴将她抚养成人的中国寡母，回中国定居。 　　乌云的养父于1976年去世，养母王秀庭今年已经77岁，至今仍和乌云及孙子住在一起。 　　说起她的中国养父母，乌云的感恩之情溢于言表：“在那场战争里，是善良的中国农民把我从死人堆里救出来的，中国养父母又让我受到了最好的教育。8岁时的惨痛遭遇直到现在在我的脑海里仍很深刻，我是怎么活下来的，一辈子也忘不了。我就是觉得回中国生活好，回到中国我的精神上才充实、愉快。” 　　1993年，乌云调至哲里木盟任政协副主席，1994年调至通辽市人大常委会工作，现为通辽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是连续两届的全国政协委员，教育系统的全国劳动模范。 　　如今，乌云更致力于中日人民之间的友谊交流，经常往返于中国和日本之间，向日本民众讲述中国养父母的恩情。 　　她不寻常的亲身经历后来成了轰动一时的电视连续剧《离别广岛的日子》（中央电视台和日本NSK电视台联合拍摄）的素材原型。 　　 　　遗孤后代回国以后 　　 　　绝大部分日本遗孤在回国后对中国养父母的恩情铭记在心，他们与养父母及中国兄弟姐妹亲朋好友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经常回来看望养父母，有的捐资建造公寓和公墓，给养父母养老送终。 　　日本东京、神奈川等地区还由归国孤儿发起成立了“中国归国者联络会”、“扶桑同心会”、“中国养父母谢恩会”等，许多日本遗孤还纷纷回到中国投资或进行国际公益事业。 　　1999年8月21日，由1450名日本二战遗孤自发捐款建立的“感谢中国养父母碑”在沈阳落成。碑的主体为一对约与真人同高的中国夫妇携一日本孤儿的铸铜雕像。一对中国农民夫妇俯视着一个日本孤儿，孤儿深情地凝望着母亲。 　　碑座正面刻写着“感谢中国养父母纪念雕像”11个大字及中日两种文字的碑文：“由衷祝愿日中两国长期和平友好，并向中国养父母竭诚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