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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视文化视野中的麻风病 　　 　　受人尊敬的特雷莎修女生前在加尔各答管理一间麻风病诊所时，曾对美国知名麻风病专家保罗?班德说过：“我们拥有治疗麻风病的药物，但是这些药物不能医治主要的病症――‘不被需要’的感觉，这正是我们希望帮助麻风病人的一点。”这也是今天我们面临疾病时需要考虑的问题。 　　 “A Burnt-out Case”，直译为《烧毁的病例》，这是英国著名文学家葛林描写麻风病人的一部小说。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进步，麻风病并未卸载不洁和恐怖的污名，并始终游离于人类视野的边缘。麻风病可治愈吗?医学给予我们肯定的答案。那么沉淀于社会网络中的文化又是如何看待它的呢? 　　 　　历史上的麻风病 　　 　　麻风病经过治疗后不具传染性，但麻风病人及其家人仍遭社会排斥。中外历史上，麻风病往往与“偏见”和“歧视”相伴随。古巴比伦王国遗址出土的楔形文字陶土板中，有“令麻风病人远离城市”的条款。1860年麻风病袭击夏威夷群岛时，为了控制其蔓延，当局下令所有患者必须集体住在莫落凯麻风岛，病人不得和外界往来，必须在岛上待一辈子，直到死亡。我国晋代的医学家葛洪在其著作中也描述了将患者弃置荒野的情景。因此，隔离成为自古以来对待麻风病人的通行做法。可以说，在医学史上对于传染病研究的起源就是从麻风病的防治开始的，传染病人被“隔离”和“隔离治疗”的做法也源于麻风病。 　　麻风病虽然退隐了，但是它保留下一些习俗。这些习俗不是要消灭这种病，而是要拒之于某种距离之外，把它固定在反面宣传之中，然后加以排斥。附着于麻风病人的那种可怕形象的社会意义比麻风病本身有着更深远的影响。苏珊?桑太格(Susan Sontag)在《作为隐喻的疾病》中提到，中世纪时麻风病患者是腐败社会的象征与教诲的启示。任何病只要起因不明、治疗无效，就容易为某种隐喻所覆盖，例如一些腐败、堕落、污染、社会的反常状态常常会与麻风病一词相联结。 　　 　　麻风病人的叙述 　　 　　阿则自从得知自己是麻风病人的那一刻起，就陷入了无限恐惧之中，过去的一切刹那间离他而去。老婆、孩子离开了他；往日的亲朋好友??惟恐避之不及，一下子失去了踪影。好不容易得到的在当地一个小厂的工作也丢了。他孤身一人搬进了麻风村。更让他接受不了的是，几年前他康复后，高高兴兴迁户口回家，盼着和家人团聚，可是亲人和邻里却不愿意接受他。“麻风病人就像烂了的洋芋，治好也是烂的”。阿则不能忍受众人异样的眼光和亲友冷漠的态度，又重新回到了麻风村。然而，这一次却不是因为疾病。 　　在20岁的黑来的印象中，外面的世界是那么遥不可及。自从呱呱落地，他就从未离开过这里，因为他父母曾经是麻风病人。他回忆道：“我从小就在麻风村，连县城都没去过。儿时，我和伙伴们赶集时去拉马(一个小集镇)玩，那里的人骂我们是‘麻风儿子’、‘鬼的儿子’，‘滚回去’。许多人都撵我们。这种情形直到最近五年才逐渐好一些。但是，我现在出去也尽量不让别人知道我是麻风村的。在别人眼里，我们是多余的、罪恶的。没有亲友会接受我们，没有学校会接纳我们……” 　　 　　麻风村史话 　　 　　这里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国家级贫困县――美姑县南部的45公里处。村里主要居住着像阿则和黑来一样的麻风病人和麻风子女。麻风村始建于1968年。以前，麻风村与外界惟一的通道是一条由2.5公里的岩石缝和约5.5公里的羊肠小道组成的山路，可见当时建村时就考虑到隔离的便利。然而，除了地理上的隔离外，人们对麻风病的恐惧和歧视，促使他们对麻风病人进行了心理和社会隔离。从1968年到1984年，麻风村前后共收治了516例麻风病人。村内现有三个村民小组，在政府登记的有120户，275人。由于社会文化歧视的缘故，一些人治愈出村后又重新搬回麻风村居住，因此麻风村实际人口是311人，其中病人子女177人。在这个特殊的村落中，麻风村村人建立起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自己种粮食、养牲畜。除了房子更简陋一点，生活更艰苦一些，这里与其他村落并无二致。而且，早在前几年，麻风村的麻风病人就已经全部治愈，但麻风阴影却永远存留在他们心里，挥之不去。 　　 　　在彝族社会里，麻风病被视做一种十分可怕的疾病。彝人认为麻风病人走过的地方，健康人七天之内不能走。一个人染上麻风病，对于整个家族来说是一件很严重的大事。因为，这会影响到每个家庭成员的正常生活，像婚姻、祭祖、日常仪式活动乃至家族的名声都会受影响。麻风病人因其须眉脱落，眼瞎手佝、肢体畸形等症状，增加了彝族社会对麻风病的惧怕和厌恶心理，尤其是与文化深层东西不合拍时，歧视就产生了。因此，社会上谈“麻”色变，无限夸大麻风病的传染性和危害性。在这种歧视的文化语境下，麻风病人也视自己为不洁之人，远离人群，自我放逐于深山老林之中。美姑县麻风村也由此形成。 　　 　　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