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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维和不能回避的话题 　　出国维和，一个常人不愿意提及的话题是不能回避的，那就是死亡。根据联合国的有关规定，维和人员在出国前必须写好遗书。 　　 　　与死神搏斗半个月 　　 　　第一次带队去东帝汶（2000年），我第一个与死神搏斗了半个月。当时，可能是过于劳累，精神又处于紧张状态，加上水土不服，到达任务区不到一个月，我就染上了当时任务区最危险的疾病――登革热。因为这种病无药可救，只能靠自己的免疫力战胜它。最初几天的高烧是非常危险的，体温持续在40度左右。在联合国的卫生所，医生给我服用了号称全球最好的退烧药，但一个小时过去了，温度计仍然定格在40度。那位孟加拉国医生很有经验，马上让护士帮我脱去衣服，用湿毛巾帮我擦拭身体，进行物理降温。这个办法果然有效，15分钟后，我就昏沉沉地睡着了。这对我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已经同死神搏斗了超过24小时，精疲力竭。当时部领导听说此事后，对我非常关心，征询我的意见，是否回国治疗。我在非常糊涂的状态下做出了一个清醒的判断：既然是无药可治，在哪里都一样！哪能刚刚出国，就失去了领队！我当时也正是血气方刚，我坚定地认为，没有我战胜不了的困难，死神也一样，它奈何不了我！不管温度多高，我坚持吃饭、喝水，然后就闭上眼睛，坦然地去体味那种痛苦。几天后，四肢皮下出现紫色的血点，我确信我就要胜利了。因为如果这种血点出现在内脏上，那就必死无疑；出现在四肢上，说明热毒在向外散发。果然，经过一周的低烧，我艰难地闯过了鬼门关。尔后，又有几名中国同事得过此病，都相继痊愈。 　　 　　让人虚惊一场的报告 　　 　　在东帝汶时，最让我铭心刻骨的是有一次接到报告：一位分配到任务区最艰苦的警察局欧苦西飞地的中国民警失踪了。一天下午，我突然接到通知：两位联合国民警在欧苦西游泳时失踪，一位是马来西亚民警，一位是中国民警。当时大脑一片空白！几分钟后，我才回过神来，联系直升飞机，准备马上赶往出事地区。 　　 　　一小时后，我又接到后续报告，中国民警找到了，安然无恙！这是那一年中我所接到的最令我高兴的消息。 　　事后了解，危险发生的经过是这样的：当天，一批联合国警察（其中有中国两人）乘坐澳大利亚海军军舰外出执行任务，经过一个岛屿时，他们决定上岛检查是否有非法移民。但他们并不熟悉该岛情况，贸然采取了这次行动。据当地渔民讲，那个岛屿是有名的死亡之岛。当军舰距离岛屿还有不到５０米的距离时，可能由于深度原因，军舰无法靠岸，指挥员贸然决定一起泅渡上岸。海军战士与大批警察纷纷脱衣跳了下去。没游多远，大家发现不对了：表面平静，清晰见底的海水，下面是汹涌的暗流。海军官兵受过类似训练，告诉大家不要慌张，要像鱼一样摆动着游。这一着果然奏效，多数人有惊无险，安全游向岸边。但一位马来西亚民警与一位中国民警动作稍慢，等他们入水时，第一批人员已经游出很远了。当他们感觉到暗流后，心里自然就慌了。马来西亚的民警挣扎了没有多久，就被冲进了浩瀚的太平洋。而我们中国的民警陈金宝同志临危不乱，奋勇向岸边游去。终于在被冲到岛屿尾部时游到了岸上。由于他被冲出去的距离较远，同事们一时找不到他，就向司令部报告了失踪的情况。几十分钟后，他终于同大家汇合了。可贵的是，经过那样的生死考验，陈金宝同志的精神状态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仍然自动要求在那个最危险、最贫困的地区坚持工作，一直到结束任务回国。 　　 　　最危险的不是 　　明火执仗的武装分子 　　 　　今年上半年，在科索沃任务区，一辆维和民警的警车下，被不明身份的人安放了炸弹，一名民警被当场炸死。血淋淋的照片被传到世界各地，全球骇然。时隔不久，一位警察的车轮下，又被安放了反坦克地雷，所幸该民警机智老练，上车前先对整个车辆周围进行了检查，发现可疑，立刻通知工兵部门，及时将地雷排除，否则，定是车毁人亡。一时间，各任务区人心惶惶。 　　但出人意料的是，根据联合国公布的统计数字，在任务区，最危险的敌人不是各种明火执仗的武装分子，而是各种疾病与交通事故等。以东帝汶任务区为例，维和部队在丛林中与民兵作战伤亡的人员有十几人，但死于各种传染疾病的却达几十人之多。不久前，中国驻东帝汶武官也因患热带病不幸去世。 　　在非洲，各种传染病更是名目繁多，应有尽有。在利比里亚任务区，两年多的时间内，已经有60人死于各种热带疾病。在执行维和任务的一年中，我们深受其害。作为警队队长，我几乎是不断地处在煎熬之中。25个中国队员中，几乎所有的人都得过热带传染病，不断有人被送往医院治疗。一位来自武警学院的民警，三个月内两次发疟疾，持续高烧40度左右。这位强壮的蒙族汉子，在医院输液的过程中，曾一度昏迷不醒，情况十分危急。所幸的是，在利比里亚，我们有一个中国维和部队的二级医院，另外，我们的工兵和运输分队也都有医务室。别看只是二级医院和医务室，那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