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子同袍缚苍龙七七事变78周年特别策划.docVIP

“与子同袍缚苍龙”——七七事变78周年特别策划 78年前的7月7日，卢沟桥一声枪响，标志着中国全面抗战的开始，更是民族精神新的起点。此前，中国人民曾历尽纷争岁月，而鹰视狼顾的日本帝国主义则积小进为大取，零刀割肉，波浪式推进，利用中国内部纷争扩大在华权益，这一切，都随着七七事变的爆发迎来转折点。随着中国共产党推动的全民族团结抗战局面得实现，四万万同胞团结一心共御外侮，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七七事变，让中国人遭受了苦难，也让中国人懂得了兄弟一心，其利断金。78年前，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78年后，大刀也许已有青锈，但民族团结的精神仍在，璀璨如昨。 肇始：四海翻腾云水怒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发动第二次侵华战争的起点，与第一次侵华战争所不同的是，在新大陆政策的支配下，日本图谋的已经不是通过战争获取局部的利益，而是通过局部侵略向着全面侵略发展，图谋吞并中国乃至东亚。尽管直至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内部仍有“扩大派”与“不扩大派”的观点纷争，但分歧的内容也不过是“南进”、“北进”的侧重与时机的选择问题，而按照新大陆政策的内容，吞并中国的既定目标却不会因为这种争论而有丝毫的改变。因此，九一八事变实际上已经预示着中国继朝鲜之后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如何抵抗日本的侵略，理应成为中国政局变化的重心。但是事实证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国政局的发展却严重地偏离了这个重心。在历史惯性的作用下，内争与分裂依然左右了中国的政局。尽管各派政治势力在事变发生后都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了抗日的口号，但实际上，直到西安事变发生，却没有一派真正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筹划抗日方面。 国民政府自东北易帜而达成名义上的统一以来, 直到事变发生，先后爆发的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蒋张桂战争、蒋唐石战争和蒋阎冯桂中原大战, 使中国一直处在极度混乱的分裂状态, 尽管中原大战之后蒋介石国民政府的中央地位逐渐稳固, 但其实际可以控制的地域也仅止于长江流域东南诸省。 九一八事变后到西安事变发生前不久，中共一直以“反蒋抗日”为基本政策方针。在中共的宣传口号中，“抗日”与“反蒋”是联系在一起的，要抗日就必须反蒋，而反蒋是为了抗日。但在政策的具体执行方面，这两个口号之间却有着明显的区别，抗日与反蒋并无直接的关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阶级战争一直是中共的政策重心，而民族战争却被放在了服从阶级战争的位置。出现这种情况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 根据近些年公开的张学良日记显示，东北军之所以不抵抗并非是因为“不抵抗政策”，而是由于东北军与日军的军事实力悬殊。另外原因，就是张学良作为地方军阀，不愿损耗自己的军事实力，在当时的中国政坛，非嫡系只能以拥兵自重的方式生存，否则关内亦无其立足之地。所以他严格命令军民百姓“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给日本人挑起战端的借口。 1932年1月11日，蒋介石在奉化溪口发表《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的讲话，提出为人诟病的“三日亡国论”，表示“不可轻言绝交宣战”，同时防止“不逞之徒”乘机“倾覆政府”。日本发动的一二八事变。蒋介石不支持十九路军抗日，并不惜屈辱签订《淞沪停战协议》，执行的正是“溪口讲话”的精神。 惊变：两党妥协缔盟约 从西安事变到七七事变半年多的谈判中，国民党在表面上虽未拒绝联共抗日，但设置了种种障碍，从而使谈判未取得实质性结果。由于蒋介石联共主要是为中日关系的恶化作准备，所以只要日本不放弃侵略，他就感到有联共的必要；但只要中日关系还有一线缓和的希望，他就下不了联共的决心。 中国大地上混乱的政局在七七事变之后却变得空前团结起来，一年半以前，中国还面临着再次爆发大规模内战的威胁，而现在，几个旅行中的英国人却感觉到，眼前这个国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团结。人们第一次发现，民意正在中国凝聚。 卢沟桥事变是国共两党从生死对立到共赴国难的转折。事变发生后仅两个月又十五天，以团结御侮为核心内容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全面形成。此后，在长达八年的时间内，国共双方的军队分别以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为主体，共同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卢沟桥的炮声成了中华民族总动员的号角。全中国人民不分党派、阶级、民族、宗教、职业、性别、年龄，纷纷自觉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去。在白山黑水间首先点燃的抗日烽烟，立即燃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黄河两岸，整个中华大地到处都是抗日的怒火，形成了中华民族史上空前的团结御侮、抵抗侵略的壮观局面。 努力促成国共两党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努力促成国共两党合作，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应对七七事变的方针之一，并且为此做了巨大的努力。七七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即发表通电，呼吁“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国共产党积极沟通国民党政府，把民族的利益放在至关重要的地位上，不计本党的地位高低，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