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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先秦古文字的分析 金文是指铸刻在铜器上的文字。铜器中又以钟和鼎较著名，因此金文也叫“钟鼎文”。另外还有“铜器铭文”、“吉金文字”、“彝器款识”等名称。青铜器反映周代的文化比殷代的文化繁荣得多，典籍文物极为丰富。周人也不像殷人那样相信鬼神，所以甲骨代表卜辞文化，而金文代表了奴隶制度政治文化。 金文，当然属于青铜时代，殷代末期就有，但毕竟很少，所以金文主要还是指周朝青铜铭文。周代不仅铭器的数量多，而且铭器上的字数也多。比如西周第二个帝王成王诵时的《令彝》有187个字；西周第三个帝王康王钊时的《大盂鼎》有291个字；西周第十二个帝王宣王靖时的《毛公鼎》有499个字。这样的洋洋大观在殷代是根本没有的。我们知道青铜器早在殷商时期也就已经盛行，为何青铜器器物上的铭文，到了周代才得以盛行。周代使用的文字的字形，属于哪一中文字体系，继承周代文字的先秦七国，是哪一个國。周代使用的铭文是不是继承了殷商使用的甲骨文的文字体系，是不是与倉颉創字的脉络存在何种联系？ 金文与甲骨文字形上同样存在较大的差异，可以识别的金文占有大多数，可以识别甲骨文恰恰是甲骨文总数的小部分。解读的甲骨文还存在不少错误，因为，并没有真正理解古人創字的原理，創字的思维逻辑。古人創立文字简单地理解为画出实物的形态，这就根本上错误的武断古人創字的原理。倉颉創字的原理就是仿生学中仿豕学、仿豬学。自然界万物的代表均以豕喻指，包括天地人，人只有克服动物的本能和天性，才能从动物之中脱离出来。也就是只有主观上认识到人的意义，才有可能主观上做人。倉颉創字具有严谨、缜密的思维逻辑，图画和古代的一些陶符等，已经难以辨析这些表意的图画和符号的思维逻辑，也就难以解读这些符号的真正含义。 金文属于周代的使用文字，而且，连贯性解读字义，也就可以认识到周代对文字认识的态度，理解的程度。如：倉颉創字没有“男尊女卑”的狭隘的思想，而周代已经确定了“男尊女卑”思想体系和陋习。另外，在周文王编撰的《周易》的乾卦中：“乾为天，为父，坤为地，为母。”也是“男尊女卑”的思想的错误的产物，不是倉颉創字的思想。乾为天，为母，因为天为阴性，坤为地，为父，天地之间，地为阳性。《周易》混淆了天地的阴阳关系，实际上，反映了周代对文字的字义的能力，已经不依据字形，解读字义。孔子沿袭周代的解字方式，说明一个重要问题，真正的漢字学在周代，已经彻底成为了绝学。 在西周的时代，铜器主要是王室的器皿，而对这种器皿，不容许诸侯大臣有铸造权。可是到了东周，诸侯称霸力政，青铜器物可以任意铸造，而王室之器倒是几乎绝迹了。从字的形体上看，也有很大的发展。特别到了战国的时候，各地纷争，也就是形成了至少七国的文字体系，七国文字的起源各不相同，发展轨迹也不相同。南方吴、越、楚等国的文字还增加了不少类似鸟虫的装饰成分，这就是所谓“鸟虫书”、“缪篆”等。如果可以证明周代使用的统一文字，至少说，春秋战国时期文字各异，也就形成了思想体系各异。 从内容上看，铜器上的文字主要是记载这件器物为谁所有，有的记载战功、祭祀以及受王的赏赐等。青铜器上的铭文具有国度性质，地方性质，思想体系也不尽相同。另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各国文字与倉颉創立文字体系是否存在必然联系。只有先秦时期的秦国使用的文字体系，从地域上继承了倉颉創立的文字体系，其它各国，既然存在差异。各国的文字体系要么是独立創立，要么是受到了倉颉創立的文字体系，做些修改，成为本国的文字体系。倉颉創立的文字体系发展的主脉络，在秦国得以继承。其它各国的文字体系，包括金文，甲骨文，先秦六国文字，或是倉颉創立的文字体系影响下的各条分支，或者是独立图画、陶符、结绳等独自創立的文字体系。所以，研究漢字发展的历史，也就是研究倉颉創字，秦国的文字演变发展的过程，而不是研究先秦时期的古文字，甲骨文、金文、籀文等，古文字对漢字学的研究只是具有辅助和补充的作用，不是关键的作用，也不是重要作用。 从形体上看，金文和甲骨文并不具备大范围的统一性，也就是先秦的古文字只是具有地方的代表性，与倉颉創字的思维和逻辑没有必然联系。从字形中分析字义，也就难以根据倉颉創字的仿生学中仿豕学，仿豬学原理解读文字的本义，只能凭借主观认识，解读文字的延伸义。其二，金文和甲骨文并不是完整的文字体系，字形之间的比较，分析和解读字义存在一定困难。研究古文字与研究倉颉創字学存在思维逻辑上的错位，所以研究秦始皇统一文字以后的小篆，废除了这些古文字的弊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三，先秦古文字继承了儒家思想，或者，沿袭了《周礼》的思想体系，对研究倉颉創字这个漢字的原点，具有严重的错误引导作用。其四，研究倉颉創字，研究现代使用的漢字体系，不仅可以系统性的研究倉颉創字的思维以及逻辑，也可以完整的理解漢字体系的对人类文明的作用。倉颉創字并没有儒释道思想的干扰，主要阐释人类斗争意识的统一。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