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代表刘仁静.doc

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 文/吴学超 追求进步 刘仁静，又名刘亦宇。曾用名刘敬仁、刘竟仁、刘一宇、子云、澄宇、刘镜园、养初等。1902年3月4日出生于湖北应城城关新集街（现书院街）。父亲刘世芳，是清朝末年的穷秀才，在家乡办私塾，以教书为生。母亲吴氏是温顺的家庭妇女。刘仁静3岁就发蒙识字，后来入刘世芳私塾读《四书》、《五经》。1911年进县高等小学堂读书，1914年高小毕业后，到武昌博文书院高等科，接受中学教育。后因负担不起昂贵的学费而转学武昌私立中华大学附中。在华大附中，刘仁静开始接触社会、接触各种思潮，读到了一些著名的刊物。1917年10月8日，刘仁静参加了恽代英创办的互助社。在恽代英的帮助下，刘仁静还学习了一些自强自励及待人接物的具体经验。良师益友的帮助，使刘仁静进步很快。他刻苦学习，努力上进，以有志用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年少气盛，常坚持己见，不能从全局着眼的毛病也较突出。对于他性格中的主观偏执自以为是，恽代英一再指出“气不重，未能极意委曲以事天下，多正色斥呵他人之时，非与人为善之道。”“多争气，虽失不全在养初，然事不贵争，争气恐为将来之累，谏人未能委婉。”刘仁静后来的发展证明恽代英确实看得深刻、准确，可惜刘仁静没有能接受好友的教诲和引导。 少年刘仁静 1918年7月1日，刘仁静满载互助社同仁的深情厚谊，肩负“将来为本校理科方面尽力”的重任，离开武昌到北京。 1918年夏，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预科。他充分利用这个新天地里的各种条件，用功读书，课堂上攻读理科，课外阅读文艺小说，成为班级中的佼佼者，并担任班级评议会的评议员。1919年5月4日，年仅17岁的刘仁静参加了北大学生的天安门集会，后转往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宅，和几个同学奋勇爬窗进入曹宅，为大家开门，达到了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为民泄恨的目的。此后，北京各校为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发布保护卖国贼、镇压爱国学生的两道命令，组织学生上街演讲，刘仁静和同学们上街演说，当众昂然入狱。几十年后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还写道：“那位书呆子刘仁静在六三被捕时，曾因爱国狂热与军警大闹。”为迫使中国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刘仁静用心思考，拿起笔写文章，为斗争争理。6月24日恽代英在日记中写道：“夜接养初信，论不签字，快极透极，益长进矣。亟录之，以塞《学生》篇幅。” 五四运动后，北洋军阀政府逼北大校长蔡元培挂冠出走， 任命胡仁源为北大校长。为抵制当局拿北大开刀阴谋，刘仁静被法院拘捕。他年纪虽小，但态度很坚定，当他和同伴出现在被告席上，立即引起人们的注意。《晨报》记者特别写了这样一段：“更有学生刘仁静，今年只十余龄，亦与鲁土毅等同被羁押，昨日出庭时，审判长令其答辩，彼竟莫明其妙，不自知所犯何罪。而辩护人则时时请堂上出注意，谓彼十数龄之小子，实在极可同情云云。此一事亦为记者出席旁听席后所恻恻不忘者也。” “少年中国学会”部分会员合影。后排右起：邓中夏、章志、李大钊、 陈愚生、高君宇、黄日葵。前排左起：刘仁静、孟寿椿、沈治、苏甲荣 刘仁静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引起了少年中国学会的注意。他后来回忆：“我出狱后，有一天，在我的宿舍里，我见着一个人走进来，他年近三十，面庞清秀。他见着我和我热情握手，慰问我，并对我在五四运动中的行动表示称赞。我们谈了很多，最后他介绍我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在这个社团里，刘仁静结识了两位对他一生有重大影响的良师益友李大钊和邓中夏。 短暂辉煌 刘仁静在北大期间，读了一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英译本，从这些著作里，接触了一些科学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的知识，特别是当年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引发的世界革命高潮对刘仁静进行着直观的教育，使他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认准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重要”，关注着“中国的劳动问题及社会主义运动”，决心参与以俄国方式开创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 1920年3月，在李大钊领导下，刘仁静等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研究会里一本一本地读书，读完后还喜欢宣传，言必称马克思，动辄要无产阶级专政，还登台演讲，人们说他“是一位埋头于书本的青年，读过许多有关共产国际的文件”，戏称他为“小马克思”。正是他“对马克思主义较有研究”，所以当李大钊、张国焘和张申府在北京发起组建共产党时，刘仁静经张国焘介绍，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最早成员之一。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可尔斯基到达上海，建议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选派两名代表出席会议。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选出张国焘和刘仁静为出席“一大”的代表。刘仁静晚年曾回忆当时的具体情况说：“1921年夏天，我们在北京西城为考大学的青年办了一个文化补习学校，由邓中夏教国文，张国焘教数理，我教英文。有一天，我们接到上海通知，要我们选派两个代表赴沪参加建党会议，于是我们就在这个补习学校开了一个选代表的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