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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文化语境下黄梅戏创作主体性形态研究 　　摘要：黄梅戏是中国近现代社会的产物。近现代中国社会封建士大夫文化、民间文化、社会主义主流文化与当代多元文化的文化语境，对黄梅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在知识类型、文化性格、精神气质、表现风格、艺术趣味等等方面，给特定时期的黄梅戏创作主体性形态烙上深深的时代精神、文化精神，同时也使当代黄梅戏主体发展呈现出统一、开放、多元、竞争的新态势，呈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多维文化语境；黄梅戏；创作主体性；形态 　　中图分类号：1236.5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1)03-0183-05 　　 　　任何创作主体必然置身于一定的社会环境，是特定的社会人。其艺术活动和主体意识必然带有特定的社会特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指出：“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具体而言，人们的社会性存在，其影响不仅表现在各种现实社会关系对主体活动的显在规定，也表现在社会文化对主体性形态的潜在规范、制约作用。当然，不仅内与外、显在与潜在的影响是交互的，而且主体性形态与其文化语境也是互动的，即一方面，包含社会接受的“社会心理变化导致文艺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另一方面，艺术创作活动又会对社会接受乃至社会心理的变化产生一定的影响作用。 　　黄梅戏是中国近现代社会的产物，近现代社会中长期共存、激荡融通并出现长期历史延伸的封建士大夫文化、民间文化以及上世纪中期以后的社会主义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等多维文化语境，作为创作主体社会性存在的体现之一，对黄梅戏的创作主体性形态产生了深刻影响。泛言之，在这种多维文化语境下，在显在规范与潜在制约的双重作用下，创作主体呈现缓慢变动的、渐趋多样化的结构形态。 　　 　　一、皖、鄂、赣三省交界地区丰富多样的民间 　　 　　文化形式。赋予了黄梅戏创作主体以抒情性、民间性、个体性等形态特征在漫长的发轫时期，从早期创作主体地域结构来看，黄梅戏艺人以皖、鄂为主；从黄梅戏艺术的活跃地区来看，黄梅戏舞台遍及皖、鄂、赣三省交界地区，并不是一省一地专有的现象。这使得黄梅戏具备了充分吸收皖、鄂、赣三省交界地区民间文化的优厚条件。可以说，这一广大区域的民间文化形态，既是孕育形成黄梅戏的母胎，也构成了黄梅戏形成和发展的宏观背景，对黄梅戏创作主体性的形成和制约是极其深远的。 　　 　　(一)　丰富多样的民间歌舞形式和浓郁的戏曲文化传统，是黄梅戏音乐艺术的源泉和沃土。其中，民歌、民乐和民间歌舞形式，如龙舞、狮舞、鲤鱼灯、采莲船、走高跷、跑竹马、蚌壳精、打连厢、台阁、推车等，尤其是流行于安庆地区的民歌民乐，在剧目、唱腔、人物、表演等方面，给黄梅戏提供了直接的启发、参考和初始艺术范式，也赋予了黄梅戏鲜明的抒情性格。 　　此外。元明以来安庆地区特别是石牌镇周边地区，民间戏曲班社一直十分活跃，有“无石不成班”之说。更给黄梅戏的形成提供了生长机遇。这种浓郁的戏曲文化氛围，也是黄梅戏创作主体性形成的重要因素。 　　 　　(二)　传统的民间节令、时俗、婚丧嫁娶等民间生活的文化形态，为黄梅戏提供了大量的演出机会。对黄梅戏的发展和形成有着潜移默化的规范和制约作用。传统黄梅戏不仅直接吸收了民间歌舞的艺术成分。还将元日、拜年、元宵、上七日、花朝、三月三、寒食、清明、四月八、端午、七夕、中秋、重阳、中元、冬至、腊八、过小年、挂年画、贴春联、放炮竹、除夕等大量的地方节日时令内容融合进舞台表演中来，使之成为舞台上信手拈来的生活内容和艺术表现手段。在传统戏曲剧目中，还可以看到皖西南民间的闹花灯、划龙船、请菩萨、打纸牌、绣荷包和婚丧嫁娶等民俗活动，以及诸如打豆腐、打猪草、扳竹笋、补背褡、撇芥菜、卖柴卖布卖杂货等生产生活场景。在这里，我们看到，丰富多样的民间文化形式，不仅成为舞台内外交流的有效途径，还成为塑造人物形象、推进故事情节、表达主题思想的重要手段。 　　对民间生活的吸收和介入姿态，使黄梅戏改变了雏形阶段为生存所迫、作乞讨辅助的诉苦情动哀声的纯功利性质，逐步具备了自娱娱人的娱乐性和审美功能；同时，也给黄梅戏提供了更多的锻炼机遇和更大的发展空间，使其在与民间歌舞形式相结合、或与徽剧、昆剧乃至后来的京剧同台配合演出的过程中，得以丰富艺术形式，锤炼艺术表现技巧，提高艺术表现力量，并且更加深入人心，真正在舞台内外融入社会生活。 　　这些民间文化形态是地方民众习闻惯见的艺术形式，是浸染了一时一地的社会精神生活，也是黄梅戏创作主体性形成的重要凭借。黑格尔曾指出：“事实上一切民族都是要求艺术中使他们喜悦的东西能够表现出他们自己，因为他们愿在艺术中感觉到一切都是亲切的、生动的，属于目前的。”因此，它们作为宏观背景和潜在语境，必然对黄梅戏创作主体的艺术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