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媒介话语协调功能.doc

试论媒介话语协调功能 　　在当今的新闻界，“话语”是一个理论界经常讨论而新闻实践又常常忽略的话题。后现代思想家福轲指出，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获得的，任何脱离“话语”的事物都不存在，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当今社会已经进入由大众媒介主导的信息时代，人与世界之间的话语关系逐渐演变成一种媒介话语关系，媒介话语成为人与世界建立关系的中介。《楚天金报》的“社区对话”就是直接在媒介话语的“干涉”和协凋下催生的。它是媒介话语回归受众的一个成功范例，《楚天金报》作为一种大众媒介，它的话语协调功能在这里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话语功能的发挥，是和一定的话语环境(话语场)分不开的。因此，要考察《楚天金报》“社区对话”的话语(功能)，就必须将其放到一定的场域中加以分析。法国学者布尔迪厄提出了场域(field)的概念：“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话语场”则是指人与人的言语交流网络关系，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对说话人永远(包括未说话时)有影响力的话语积淀。话语场有超语言效应。人并未离开过话语场。不同的社会群体都有自己的特定的话语场。在《楚天金报》的“社区对话”里，实际上就同时存在了百姓的话语场、政府的话语场以及媒介自身的话语场。由于角色上的差异，三者的利益和功能有时也不尽相同，但由于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政府和百姓、媒体和受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因而三个不同的话语场也有其重合、交叉之处。这中间就需要媒介的话语场进行某些协调，才能使各个话语场正常发挥作用。在“社区对话”中，百姓和政府的对话得以进行并最终促成了问题的解决，正是直接得益于《楚天金报》话语场的这种协调功能。它成功找到了民众和政府之间利益的重合、交叉点，找到了双方的共同话题，从而形成了“以对话解决问题”这样民主公开的新闻信息(媒介)环境。 　　那么，在“社区对话”里，《楚天金报》是如何发挥其话语功能，找到百姓和政府话语场之间的“重合点”，完成这种调和与交融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弄清楚其文本表达内容和表达方式，也就是它“说了什么”和“怎样说”。顺此思路，我们对《楚天金报》“社区对话”进行文本分析时，发现其有如下特征： 　　1．议题设置的贴近性和对应性。我们对2003～2006年“社区对话”中的12次“对话”进行抽样调查，发现其对话现场的话题同时具有以下两方面的特征：一方面，对话内容都与百姓利益切肤相关，涉及社区环境建设、社区安全、社区居民孩子教育、农贸市场及食品卫生、妇女再就业、在汉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等，其中倍受百姓关注的话题经常重复出现。据统计，在抽样的12次“对话”中，有关社区环境建设的话题出现4次，社区安全话题出现3次，社区孩子教育话题出现2次，三者相加占总对话次数的75％，可见在“社区对话”中，越是与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议题，越受关注；而在这些“热点”话题中，无论事情多么“微不足道”，如房屋拆迁、违章建筑、油烟噪声、路灯、公厕、晒衣架、电线老化、社区偷窃、吃水、摊点违法占道、树木遮光、垃圾等问题，都一并纳入“社区对话”的范围，这充分体现了“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三贴近”原则；另一方面，“社区对话”讨论的话题也是武汉市政府及各职能部门当下要着力解决的民生问题，如社区文明建设、义务教育、农民工工资拖欠等问题都是相同时间段内政府的工作重点。可见“社区对话”的话题与各职能部门的日常工作有一种内在的“照应”关系。 　　2．对话主体的广泛性和关联性。在“社区对话”里，参与对话的主体双方分别是各个社区和政府部门。从参与对话的社区看，具有范围广、数量多的特点。就我们抽样的12次“对话”中，参与对话的社区遍布武汉三镇，如汉阳区建桥街、翠微街等18个社区，汉口江汉区汉兴街常四社区、唐家墩街西桥社区、香江新村社区、北湖街、民权街等15个社区；武昌洪山区关山街长江社区、碧水社区、阳光社区等；短短12次“对话”，参与的社区数量就将近40个。此外，参与对话的还有外来打工人员、农民等一些弱势群体。可见参与对话的社区不论从地域上还是数量上都是“可观”的；从参加对话的政府部门看，几乎涵盖了与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所有部门，涉及民政局、区委、政法委、街道办事处、公安、交管、城管、文化、劳动局、监察局、工会、工商联、妇联、建管站、宣传部、劳动局、就业局、劳动力市场、工委等部门。在“对话”中，由于所要解决的问题需要，有一些“重点”部门往往重复出现。如在12次对话中，区委参与了6次“对话”，交管、城关部门参与6次，民政局参与5次，宣传部参与5次，工委、街道办参与4次。不难看出，这些“高频率”参与对话的部门恰恰是社区常见问题的主管部门，并且问题的普遍性和重要性越高，该部门的“出场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