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媒体管理重要性.doc

试论媒体管理重要性 　　摘要：传媒是一个影响事实与政治的双刃剑，从古至今，媒体改变了世界，让更多人了解世间百态，同时，管理在媒体高层管理者与皇室之间也有息息相关的重要性，本文围绕女王这部电影，讨论在伊丽莎白女王执政起见媒体管理方面的诸多重要性。 　　关键词：媒体管理影视权利 　　媒体管理并非对媒体机构的管理，而是政治行动者试图以有利于自己政治目标的方式控制、操纵或是左右媒体机构的各种努力。当然，引用罗素的说法，中国是一切的例外，媒体管理亦然。在中国，政治行动者对媒体机构的控制、操纵或左右是通过媒体机构管理这样一条直接、粗暴且有效的路径达成的。关于“媒体管理的重要性”，有两个预设前提，即媒体的强大与媒体受众对政治的有效影响。这里的强大媒体是指同时拥有广泛受众和对受众认知的深刻影响力的媒体。弱小的媒体影响力微弱，不值得政治行动者对其投以大量关注。而媒体受众的态度与行为若是无法对政治产生有效影响，或者说无法影响政治行动者的利益，那么“试图以有利于自己政治目标的方式控制、操纵或是左右媒体机构的各种努力”也不会成为政治行动者的必选项。唯有两个预设前提结合，才能使政治行动者不得不为媒体管理而奔忙。因此，政党与媒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而非从属关系，以及政治行动者“各种努力”的媒体管理形式，更适合在资本主义的土壤中生长，在英国这片工业革命与资产阶级政权发轫之地上尤然。 　　电影《女王》中，政党或政治行动者与媒体的依存关系格外醒目，而政治行动者一方如何从这种关系中获取政治利益，首相的新闻官显然深谙此道。民意，民意就是政治利益。媒体无疑是强大的，即便是在网络尚未舒展其千万条触须，报纸、电视、广播仍为媒体主力的那个时代，媒体也是强大的。彼时媒体对受众的影响力甚至可能超过我们对其的预期，因为如今的我们与彼时的大多数人对媒体的认知有所不同。媒体变迁，人的认知亦变迁，传播规律焉能攸同？不变的是媒体的强盛，是政治行动者与媒体的相互依存。媒体甚至还在变得更强盛，而政治行动者与其不断稳固的依存关系也促使政治行动者对之投以更多的目光。 　　手握权力的政治行动者尚且如此，何况失权者？君主立宪制之下，英王只是一个失位的国王，除了王冠一无所有。权杖被议会大厅借去，归还白金汉宫之日遥遥无期。王太后与女王的丈夫在片中反复强调王室的尊严，对民间舆论嗤之以鼻，王储则在丧妻的悲痛之余焦虑不安。王储让秘书代其与首相联系，在电话中重复“我是一个现代人”，首相放下电话后猜测王储或许想借此讨好变革派的自己，但在我看来，王储的“现代人”暗示了“旧时代的人”的存在，他感受到了媒体引导下舆论形成的巨大压力，模糊地意识到一个尚不知名的时代的到来。那个含义与其意识同等模糊的“现代人”的身份，有利于王储融入这个新时代，而不是被时代的浪潮所吞没。首相向自己的团队抱怨王储“担心自己被刺杀，妈妈吃子弹就没关系”，可事实正是如此，从汹涌民意中飞来的不只是物质的子弹。王储是第一个正视他的家族与媒体相互依存关系的王室成员，尽管他与媒体的主动接触笨拙且成效低微。王储试图用“现代人”的身份编织一件防弹衣，他的女王母亲作为王室代表则注定躲不开舆论子弹的袭击了。 　　王太后和亲王是典型的“旧时代的人”，他们的思维映射的是封建时期王室传统的爝火余光。戴安娜事件是英国王室从君主立宪以来少有的生存危机。王室的民望不再稳固如山，报刊上的几幅大号标题就能引起一场塌方。媒体不再是过去的媒体，和平年代中，高速发展的媒体更为自主，影响力更为深远。民众也不再是过去的民众，民意从湖泊转变为海洋，从平整如镜转变为日夜波澜。戴妃事件引发的危机并非源于失控的民意，真正的危险源自白金汉宫老一辈轻视媒体与民意的旧式思维。直到戴妃事件，王室拒绝主动“喂食”的姿态激怒了媒体，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媒体上对戴妃的悼念彻底转为对以女王为代表的王室的集中炮轰。在影片中，事后女王困惑地问首相：“你说很多人想推翻我？”首相答道：“是的，不过这种想法之存在了半小时。”他回答得颇为诙谐，却掩盖了这样一种可能――若王室对戴妃事件始终不能做出让民众满意的回应，那么民众的这种想法也可能存在更长的时间，乃至转化成实际行动。无论是让民众保持这种想法，还是随后的实际行动过程中，媒体都将扮演举足轻重的引导者的角色。 　　媒体可以对戴妃之死无动于衷，只要政治行动者能“喂”给他们更好的“饲料”，否则媒体必因被夺走大量好新闻的材料而暴跳如雷。就民众而言，戴安娜之死并不限于全民的哀悼，也是一场全民的狂欢，在这种全民的期许下，女王所谓“静静的、有尊严的怀念”的想法必然得不到民众的尊重和谅解，因为这个老女人居然敢剥夺英国民众难得的全民娱乐的机会。女王的尊严、王室的尊严皆为妄谈，唯有英国民众的尊严切实存在且不容侵犯。如果英国宣称女王或王室的尊严受损，则其传达的真实信息应是英国民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