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演说家 第四季演讲稿.docVIP

《知行合一》吕强 “你说，我们听”，太熟悉和亲切了。两年前我作为新闻专业研究生毕业，第一次站在这个舞台上，我表达着“言论有自由之光”，这是我的认知。两年之后，我再次回来，有知就应该有行，我要出发了，我即将成为未来三年的一个驻外记者，今天的主题——知行合一，就把它当作我出发的一次壮行吧。 1936年的一天，有一个叫作安德烈·弗莱德曼的匈牙利摄影师，他出发了，22岁。他带着一台35毫米的相机。在西班牙内战的战场之上，一颗子弹击中了一个士兵，在战士倒下的一刻，摄影师记录下了这个瞬间。这个照片被称作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并被视作反法西斯的象征，被传遍世界各地。而这个摄影师还有另外一个被广为人知的名字，他叫罗伯特·卡帕，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战地记者，同时也是现代新闻摄影的奠基人。 之后，卡帕穿梭在日本侵华战争、诺曼底登陆战等等的枪林弹雨之中，甚至他把生命留给了最后一次出发。在越南战场的一次行军过程当中，他不幸踩中了地雷，在牺牲时相机依旧死死的缠在左手。如果你看到卡帕的照片你会发现，可能会无所谓光线构图，甚至任何技巧，甚至会虚焦、失焦，但这丝毫不阻碍他因为真实而伟大，正如他自己的名言：“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就这样，近一点，再近一点。他所参与创立的马格南图片社，至今依旧是世界新闻的摄影标杆，一代又一代的摄影师就这样前赴后继的，去记录时代和时代当中的人。他们不做战场上的秃鹰，他们以关心人类为先决条件，有怜悯和人性。 罗伯特·卡帕的名字被载入了历史的名册，但还有一个人，他被称作中国的卡帕，但他在中国摄影史当中的记录不到一百个字，连一个生平介绍都没有。 1937年7月的一天，就是这个25岁的年轻人，他出发了，只带着一条毛毯一把雨伞一个背包，还有一台照相机。他骑着自行车要赶往一个地方，叫做卢沟桥，那是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起点。这个人的名字，叫方大曾。他是报道卢沟桥七七事变的第一人，他拍摄了大量的图片，同时还写下了长篇通讯《卢沟桥抗战记》。他的照片撕下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伪善面孔。但是两个月后他失踪了，在发完最后一篇新闻报道之后，再有没有他的消息，在之后的漫长岁月当中，一个战地记者的名字，从此消失在时间的浩瀚当中。 直到六十二年后，又有一个29岁的年轻人出发了，他是一个电视台纪录片的编导，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收到一份传真，上面写着“方大曾”这个陌生的名字，他知道方大曾的家人那还留存着837张摄影底片，在没有任何的新闻线索，没有报送新闻选题，甚至没有经费的情况之下，他决定要出发，去寻找方大曾。 这是冯雪松他一生当中，最长的选题。他为了找到那微乎其微的线索，在图书馆当中一待就是四个多月；他走遍了所有方大曾可能到过的地方，行程超过四千多公里；他见了那些正在慢慢消失那段记忆的亲历者。他说：“好像是在追一条断尾的新闻，但其实是在抢救一个逝去的历史。”他不仅要对一个家族交代，还要对一个民族交代，一寻就是十六年。 从一部纪录片到一本专著，再到一个纪念馆，这个在中国摄影史上不足百字的人物，终于在淹没了七十多年后重新被推到历史的前台，列入中国名记者的名录。虽然我们现在依旧不知道方大曾当时的生死，但我们终于在冯雪松的找寻之下，触摸到这个战地记者小方的模样，他有着罗伯特·卡帕一样的棱角，他关切最底层的民众，他为民族的危亡奔呼。在那837张底片当中，可以看到烽火连天下的具体面孔，同时，还有目光坚毅下的时代轮廓。 今年，恰好是七七事变的八十年。八十年的那头，方大曾为一个国家的生存状态留下了历史底片；八十年的这头，冯雪松为一个民族的战争记忆，寻得了信念标杆。两代记者用知与行，在时空当中产生了奇妙的联系，让我们能够相信：出发去践行理想，就不怕被遗忘，因为总有人会把你追寻。也不要去害怕，因为只要出发，去寻找信仰，就不怕被冷淡，总有人会把你铭记。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行合一四个字，是阳明先生在五百多年前提出的。这四个字，我觉得有知不难，有行亦不难，难就难在这个一字，从一而终的一。 我们不缺乏头上思想的闪光，也不缺乏脚下前行的冲动，但真正难能可贵的，是一直坚挺的头颅，和脚下一路无悔的脚步。 认知，是在所有的出发之后的，良知，是在所有的感受之后的，真知，是在所有的实践之后的。从罗伯特·卡帕到方大曾再到冯雪松，三次的出发都如此的毅然决然，从那台三十五毫米相机再到摄像机，再到现在VR、AR等等的摄影设备，镜头的精度系数在改变，时间在迁移，但是镜头当中的焦点依旧是真的本性，构图当中的黄金分割依旧是人的尊严，取景框背后的头和按下快门的手，就是一种知与行的统一啊，知行合一，一直都是如此朴素而真诚。 回到两年前，我第一次站上这个舞台，我说：“这个舞台最可贵的，是上台前的那五个字：你说我们听，只有在座各位默默的聆听，才使得我们的话语掷地有声。”两年后，我回到这里，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