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土青铜器中探寻花腰傣与古滇国的历史渊源.doc

PAGE 2 从出土青铜器中探寻花腰傣与古滇国的历史渊源 摘 要 公元前339年，战国争雄的时代，楚国将领庄蹻远征西南，因归途被阻断而来到滇池地区，成为滇王首领。庄蹻开滇，是云南文明历史的最早记载。而关于古滇国，汉文献中最有名的记载是《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述的“西南以北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摩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椎髻、耕田，有邑象，其外西至同师以东，北至叶榆、昆明，皆编发，随畜行徙，毋群长，地方可数千里”。[1] [1] 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Z]． 作为一个远古的少数民族政权，古滇国曾创造了灿烂的文明，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印记却掩埋在了历史的滚滚尘沙中。 随着古文献中的“滇王印”重见天日，人们不禁要问，当年的古国去了哪里？它的后人又身在何处？ 滇国的地理位置大致在今云南省的红河上游一带。新平县的花腰傣，便居住于古滇国的辖地。他们的民俗习惯、生活风貌，都有着浓厚的“滇国遗风”。他们是不是古滇国人的后裔？各种各样的出土青铜文物，为这一联系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本文将出土的古滇国青铜器中展现出的生活画卷同现今花腰傣人民的生产生活进行对比，细微之处如两者所用纹饰的比较，宽泛之处如两者的稻作文化、自然崇拜的比较，对“花腰傣是古滇国的后裔”提出一点浅见。 关键词：青铜器 花腰傣 古滇国 历史渊源  一、选题原因 来自多民族的省份——云南省，我一直都对少数民族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在初中、高中时期，我曾利用课余时间对云南省新平县花腰傣的民风民俗做过大量的实地调查。在调查中，一些民俗展馆中的古滇国青铜器具引起了我的关注。花腰傣人民也拥有灿烂的文化，他们与千年前的那个古国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于是，我走访了江川李家山、晋宁石寨山以及各地的博物馆，在与青铜对话的过程中更坚定了我的看法——花腰傣便是古滇国的后裔。 在修读《文物赏析与体验》课程的过程中，我对青铜器的知识有了全面的提高，使我对古滇国的青铜器进行分析成为可能。于是，我决定运用学到的知识，结合之前的调查研究，对一直萦绕在我心中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二、青铜文物方面的佐证 古滇国的出土青铜器主要以云南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两处的青铜器为代表，时间集中在汉朝。出土文物做工精美、技法精湛，生动地反映了千年前滇国人的生活风貌，成为研究古滇国与花腰傣关系的良好资料。 2.1 出土青铜器反映的生产、生活风貌 2.1.1 八牛贮贝器 八牛贮贝器于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束腰圆筒形，平底；腰郡两侧有对称的虎形耳（其中一只已脱落）；盖上共铸八牛，中间一头牛较大，其余七头牛略小，皆低头、垂尾，围绕在大牛周围，作移动状；器身布满了线刻花纹。 贮贝器是古滇国贵族最重要的青铜器之一，它主要用来盛装货币——贝壳，相当于现在的储蓄罐。在生产力还不发达的当时，货币是稀缺资源，于是，贮贝器就成了财富和地位的象征。而把牛作为青铜器上的立体纹饰，可见其在古滇国人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地位。 今天，花腰傣人民对牛图腾保持着绝对的崇拜，他们信仰“万物有灵”，即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在祭祀活动中，牛是献给神灵的最高规格的祭品；在日常生活中，牛是重要的生产力，不能虐待、过度劳累牛，除非是祭祀，否则不能随便杀牛；在纹饰中，牛是最常出现的图案。牛角号、牛披风……贯穿于花腰傣生活的方方面面。 花腰傣对牛图腾的崇拜与古滇国人对牛的尊崇一脉相承，证明两者在自然崇拜上有不可割裂的历史渊源。 2.1.2 祭祀场面贮贝器 西汉杀人祭柱场面铜贮贝器于晋宁石寨山出土，是一件铜鼓形贮贝器。鼓腰部有狩猎图案：八人裸体，手中各持兵器作追赶野兽状。器盖上铸五十二个人物和一猪一犬。鼓面中央立有一对蛇盘绕的圆柱，柱顶立一虎。柱右和柱前是三个或被双臂反绑、或戴锁枷的裸体人，当为用来祭祀的牺牲。旁边塑有一位乘坐四人肩舆的贵族妇女，可能是主持祭祀仪式的女奴隶主。这个贮贝器表现的是滇国的一次祭祀活动。 在古滇国，祭祀是一年中最神圣和重大的活动。如今，花腰傣人民也依然保持着祭祀的传统。当然，随着时代的不但进步，早已不再将人作为祭品，而是采用“剽牛祭天”的方式。 在祭祀时，也会使用与贮贝器上相似的兵器、鼓等工具。由此可见，两者在祭祀理念、形式上都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2.1.3 在杀人祭柱场面铜贮贝器上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立体图形，那就是干栏式房屋。房屋以木桩为基础，其上架设竹、木质大小龙骨作为承托地板悬空的基座，基座上再立木柱和架横梁，构筑成框架状的墙围和屋盖。这是西南少数民族独有的一种建筑风格，如今，在花腰傣聚集地依然有很多这样的房屋，可见两者之间的渊源。 2.1.4 纺织与 古滇国的出土文物——纺织贮贝器是西汉时期的青铜器，盖面上铸有正在绕线、穿梭打纬的纺织妇女六人，生动形象地再现了社会生产的一个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