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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履祥的历史思想初探

摘要：张履祥是明末清初一位理学大儒，他在明朝灭亡后隐居不仕，坚守了民族气节，他的理学思想也因为历史的变动而由王转朱，尊朱辟王。因为时代的巨变，张履祥更加重视对历史的考察，特别是对历代兴衰的考察。在张履祥的著作当中，可以明显的发现，他的历史思想所受时代影响之深刻，具有很好的代表性，值得探讨。

关键词：张履祥，历史思想，华夷之辨，修己治人

一、张履祥生活的时代与其思想的转变

张履祥生活在明末清初大变动时期，个人身世犹如雨中浮萍，经历了社会动荡，目睹了明末政治黑暗腐败与民间种种苦难。张履祥的一生，正是明末清初的社会缩影，特别是他学术思想的转变以及成熟，更是明末清初学者探求儒学新路径具有典型性的代表。有明一代的学术思想界，总体来说以阳明心学占主体地位，但“从大趋势上说，晚明恐怕并不以杨明学为主要的思潮。虽说王学流布天下，法席盛行，但嘉靖以前是王阳明之学崛起，挑战程朱体系的局面；嘉靖之后迄于清初，其实应是各界对王学所造成之挑战的回应，是对王学的反省时期。”张履祥开始虽然是一位阳明心学信徒，但他与那些只好“平日袖手谈心性”的王学末流之徒不同，并没有走入阳明心学末流的误区。而阳明心学在明末已经成强弩之末，极盛而衰，理学营垒中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或出于王而非王，或由王而返朱”，一时学人多批判阳明心学的末流弊端，寻求儒学发展的新路径，而作为阳明心学末流弊端空谈误国的对立物，初现苗头的实学思潮应社会危机的加剧而迅速兴起，并被当时那批探求儒学新路径的士大夫所接纳。

而李闯的攻破北京、崇祯皇帝的自缢、满清入关更直接促进了张履祥学术思想的转变，作者痛定思痛，阅读朱熹的《近思录》等道学著作，进而反思明代阳明心学末流弊端所造成的危害，为维护圣道而攻异端，其个人学术思想由王转朱，提出了“居敬穷理”、“求存心”的理学理念，并在全面批判明末王学末流空疏弊端的基础上，系统阐发程朱道学思想，完成了对程朱理学的回归，开启了有清一代求真务实的学术新风尚，最终成为一代理学大儒。自清代初期以来，历代都有学者、乡绅对张履祥的为人和学问极为推崇，使得张履祥能够在没有任何直系后人的情况下进入乡贤祠和配享孔庙，成为乡里尊崇的圣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他“初讲蕺山之学，晚乃专意于程朱。”[3]可谓不易之论。

二、重视华夷之辨的历史思想

清朝灭亡后，张履祥坚守遗民立场，对异族通过武力征服建立起来的满清王朝采取不合作的态度，绝意仕途，“以暗然为己之学，笃守于寒微困顿之中”，“伏处一隅，终老布衣”[5]，以授徒著述为业，表现出了崇高的民族气节。与这种崇高的民族气节相一致，在张履祥的著作中，有多处体现了明显的华夷之辨的历史思想。

清代严密的文网以及酷烈的文字狱等文化高压政策使得作者在作品中对满清王朝的不满与愤怒情绪不得不收敛了许多，但作者却经过历史的比照——以对清朝以前另一个由异族建立在武力征服和民族压迫上的朝代蒙元的批评来表达作者对现实政治的不满。而在作者有关蒙元的批评之中，则包含着极为强烈的重视华夷之辨的历史思想。

在张履祥的著作中，最能体现他重视华夷之辨的历史思想的作品莫过于《杨园先生全集》卷十九《论》之《许鲁斋论（一）》。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在开头首先表明了自己对许鲁斋的态度看法：许鲁斋是一位贤人。，张履祥紧跟着说明了许鲁斋是贤者的原因。许鲁斋虽然仕元，而且仕元是不对的，但是作者原谅了许鲁斋，因为许鲁斋的贤能令人原谅他。然后，张履祥具体说明了为什么因为许鲁斋的贤能而原谅他的原因：“以贤则不当仕于元，以仕于元则不得为贤。今也贤而仕元，故原之也。”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异族通过武力征服建立起来的异族王朝，士大夫对元朝的态度从不承认不合作逐渐转变为承认与合作，一直到元朝末年，下层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元大起义，元朝的士大夫们还是承认元朝的统治，对农民起义采取敌视的态度，积极为元朝出谋划策，但元朝并不怎么接纳他们的计策。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士大夫们并没有几人积极主动地与农民起义军合作，而是归隐田园，直到被农民起义军强请出山，才开始与农民起义军合作。在宋末元初，如果要判别当时的士大夫的贤与不贤，“贤则不当仕于元，以仕于元则不得为贤”[7]这条标准大有商榷的余地，但张履祥为何会拿这条并不完全适用的标准来判断那一时期士大夫的贤与不贤呢？这并非张履祥对古人过于苛责，而是因为张履祥在判断中隐含了他对于清朝的不合作态度以及他的遗民心态。前面已经说过，张履祥经历了明朝灭亡的惨痛，作为明朝遗民，对同是外族通过武力征服建立起来的满清王朝采取一种不合作的态度，心中充满了悲愤，但清代严密的文网以及惨烈的文字狱使张履祥有所顾虑，敢怒而不敢言，不得不假借对元朝的不满与批判，以元朝隐射清朝，使心中的一股愤懑之气得到了释放。因为张履祥心中有这样一股不满之气，故而对由宋入元的士大夫的贤与不贤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