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深入推进法治建设守护社会公平正义.docx

党课：深入推进法治建设守护社会公平正义

明执法要求，有效规避执法风险，加强网络舆情导控，不断提高执法权威和公信力。

二、实践之“问”

从公安机关的实践感受来看，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省依法推进社会治理还存在一些不相适应的地方，主要表现为“五问”：

一问：为什么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而各类矛盾不断增多？近年来，通过扫黑除恶等一系列专项治理，省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刑事发案降至近13年最低，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各类社会矛盾显著增多，2023年全省共接报矛盾纠纷类警情26.4万起，较2019年上升176.7％，民事诉讼案件大幅攀升、信访案件持续走高，并呈现出多元化、尖锐化、复杂化的特点。比如，历史遗留问题大多难以解决，涉及退役军人、民代幼教师、企业改制、征地拆迁等方面问题时间跨度长、牵扯范围广，许多诉求难以得到根本性解决，相关利益群体反复上访，给信访维稳工作带来很大压力。再如，发展衍生矛盾爆点多。受经济下行和三年疫情等因素影响，经济社会发展风险点增多，多家企业相继爆雷，地方债务风险抬升暴露，涉众投资、新业态从业、房地产领域等利益诉求群体恐慌焦虑，维权意愿强烈，稍有不慎就会产生“蝴蝶效应”，影响社会稳定乃至政治安全。x作为欠发达地区，一些新老问题叠加涌现，公安机关共收集预警的各类涉稳情报线索连年增长。又如，个体恩怨容易走向极端。当前，群众个体矛盾纠纷点多面广、数量庞大，主要集中在家庭、婚恋、邻里、借贷、劳资等方面，特别是因陋习滋生的婚恋纠葛更具隐蔽性，容易激化引发“民转刑、刑转命”案件，近五年全省80％的命案都是由此引发。这些问题一定程度反映出，省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还很明显，社会治理还跟不上经济社会发展节奏，预防化解矛盾纠纷仍停留在表层治理、被动治理、单向治理等粗放式阶段。

二问：为什么严格依法履职也会造成社会积怨？在行政执法和服务管理工作中，时常会出现这样一个现象，明明严格依法依规办事，却引起群众投诉、行政复议甚至上访。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部分公安机关和相关单位履行职能时只考虑“文本法”，没有顾及群众的“内心法”，让群众“心不服”“气不顺”。比如，理念上机械死板。有的干部民警在工作中生搬硬套法律条文，只注重法律适用环节，不考虑主客观因素的统一，不考虑当事人的紧急特殊情况、合理诉求申辩，对生活琐事引发的打架纠纷，不管情节轻重，一罚了之、一拘了之，工作虽然结了，但群众的心结没有解开，反而造成矛盾激化、关系恶化。再如，方法上简单粗放。有的公安民警在办理案件时图“省事”，搞“一刀切”“和稀泥”。办理打架斗殴案件，不深入调查，片面坚持谁受伤谁有理、谁伤重谁有理或者“各打50大板”；有的对处罚结果不作解释，当事人不明白“为什么他拘5天，我拘7天？”，质疑公安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还有的在侦办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时，经常一抓就几十人上百人，但真正批准逮捕、移送起诉的没有多少，这种大抓大放既消耗警力资源，又导致不捕、不诉率显著上升。又如，措施上用力过度。一些刑事司法机关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刑事政策不到位，在人权保护、柔性执法上做得还不够；有的执法办案不顾常理情理，很难得到群众的理解支持；还有一些专项行动中，对同一情形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置标准明显严于平常，往往顶格处理。这反映了干部民警法治理念树得不牢，一些工作看起来符合法定要求，实则忽视偏离甚至曲解法治精神和立法目的，人民群众感受不到法治的善意，从而影响政府公信力。

三问：为什么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主动性不强、热情不高？近年来，党委政府主导建立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但公安机关工作中发现，一些群众主动参与群防群治的意识不强、作用发挥不明显，造成“政府在干、群众在看”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各级政府和社会群众对自身角色定位不准，参与社会治理的比重失衡。比如，政府主体“管理者”姿态放不下。省的社会治理形式依然以行政管理为主，对社会问题的责任边界把握不到位，习惯将自身置于“管理者”的位置，唱独角戏、包打天下，出台相关政策时更偏向管理而非治理、更重视限制而忽略协调，制度化渠道供给不足，没有为社会和群众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留下足够空间。又如，社会大众“旁观者”心态甩不掉。省人民群众整体法治素养还不够高，加之受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影响，大部分人对于公共事务的治理，仍停留在期待政府全盘兼顾的思维定势中，习惯依赖政府相关部门，有事找政府、找警察的观念根深蒂固，村社自治组织不健全，微治理、微服务等渠道不通畅，社会治理的“全民氛围”尚未形成。这反映了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一定程度还停留在以政府单向管理为主的“法制”阶段，相关职能单位现代社会治理的“法治”理念树得不牢，组织统筹协调、动员群众的能力不足，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合力还未完全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