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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言志,诗缘情”的源流

“诗言志，诗缘情”是春秋战国时期人们比较普遍的理解，“言

志”之说，一般认为最早见于《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

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不过，因为

《尧典》晚出，大约是战国时写成的，所记舜的话自然是不可靠

的。“诗言志”作为一个理论概念提出,最早是《左传》襄公二十

七年中“诗以言志”的话，那是指的赋诗言志，但也能够借以说

明诗是言志之作。

但值得提出的是“诗言志”和一般的“言志”是有所不同的。

先说“诗”，许慎《说文》讲：“诗，志也，志发于言。从言，寺

声。”诗本是人内心思想感情的一种表露。又《毛诗序》说：“诗

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

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

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孔颖达说：“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

志一也。”可见，“诗言志”的“志”，是指人们内心的愿望和要求，

它是具体的，带有个人特色的，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是人心灵世

界的表现。

至于说一般的“言志”大致应指《左传》中讲的“赋诗言志”

和《论语》中记载的孔子讲的“言志”，都是比较狭隘的指“志”

的政治内容，即儒家的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也就是说，

是讲的“言志”中所包含的“明道”的内容。这种观点最早可追

溯到《诗经》的作者作诗的目的，无非是通过事实的记述，感情

的抒发，达到一种美刺作用。还有《左传》中的“赋诗言志”，仍

是借用或引申《诗经》中某些篇章来暗示自己某种政教怀抱。孔

子在当时谈诗成风，赋诗言志成为习惯的情况下，提出了他的“兴

观群怨”理论，其中“观”恐怕不但是观“风俗之盛衰”，同时也

是观诗人之志，这里的“志”应是诗人针对政治状况和社会风尚

创作的主观意图和思想倾向。“志”这种偏于“明道”的解释直接

影响了后来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后来何休在《春秋公羊传

解诂》中就说《诗经》的内容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班

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汉代乐府诗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

还有白居易等发动的“新乐府”运动，他说他的创作是“闻者之

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所以，这里的“诗言志”是指诗歌

所表现的与政教相联系的人生态度与理想抱负。

“《诗》言志”中的“志”即指“意”、“义”。《尚书正

义·尧典》孔颖达疏曰：“诗言人之志意，歌咏其义”，“作诗

者自言己志，则诗是言志之书。”孔颖达《毛诗正义》卷首《诗

谱序》疏引郑玄《尚书注》：“诗所以言人之志意也。永，长也，

歌又所以长言诗之意。声之曲折，又长言而为之。声中律乃为和。”

同处又引《春秋说题辞》：“在事为诗，未发为谋，恬淡为心，思

虑为志。诗之为言，志也。”

至于前面提到的孔颖达所说的“情志一也”的“志”，应是对

孔子他们的“志”的含义的扩大，“志”作为人的思想、意愿、感

情的一般意义开始受到了重视，这是因为人们对诗歌的抒情特点

的重视所制。荀子就充分重视了“言志”的抒情因素，提出了“言

志”与“明道”相结合的文学思想，他强调诗是通过“言志”来

“明道”的。他既肯定了“诗言志”的政治道德内容，又指出了

它本身的特殊个性，他在《乐论》篇中说音乐是以情道志的，这

个“志”既有思想因素，又有感情因素，这是对先秦以来“言志”

说的重大发展。后世的文学家们沿着这条脉络继续发展，诠释着

“诗言志”的文学思想，明道、言志、抒情更加完美的融为一体，

无论是三曹的“建安风骨”，大，小谢的玄谈隐匿，陶渊明的山水

田园，李白，杜甫的大唐之音，柳永，姜夔的“淫词艳曲”，都不

同水准，不同角度的抒发着诗人的思想感情，反映着社会现实，

但这些诗作主要目的恐怕还是诗人对人生境遇，社会状况不满的

一种宣泄，他们旨在表达自我，不存有刻意的功利目的，这样创

造出来的诗歌是一种自然感情的流露，具有完美，深刻的艺术境

界。当然这不能一概而论。但这显然已与“明道”为目的的“言

志”有很大区别了。也就是说“言志”的抒情因素的比重越来越

大了，这不光对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的影响重大，而且对整个诗歌

发展的路程起着纲领性作用。

古汉语中“志”与“意”或“义”常连词并用，互相发明。

《墨子·天志下》：“天之志，义之经也。”《孟子·万章上》：

“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这讲的是要以己意推测作诗者之志，表明“意”与“志”能够相

通。《荀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