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仁弃义乃安世，庄子笔下的儒道之争.doc

庄子之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异彩纷呈。儒、墨、杨各领风骚，争吵也最激烈。而庄子则如幽谷百合，虽国色天香，但孤芳自赏，不与人争，人亦不与之争。庄子动手不动口，以木为纸，化刀为笔，力战儒墨。　　在庄子看来，儒家是最大的对手，几乎整部庄子都在与孔子争论。这是因为他认定儒家学说最易惑众、最难对付。但是不是还出于南北对抗的分庭抗礼心态？庄子对儒家，尤其是对孔子的态度非常复杂，钦佩有之，褒扬有之，讥讽有之，贬抑有之，怒斥有之。是道不同不相与谋，还是道相近而“术”不同？是水火不容，还是阴阳互斥？　　“仁义”二字被视为儒家思想的标志，“道德”一词却是道家思想的精华。　　今天的“道德”被理解为一种德性和德行，被视为一种符合伦理规范的品行。如果某种伦理规范说：你应该这样做。而你果然这样做了，就是有道德的，反之就是不道德的，即“缺德”。因而道德即伦理，人所皆知。　　但在先秦却不是这样。“道”意味着天道，“德”意味着有所得。人的“有所得”中最大的德便是一种符合适的生活。所以，由道而德，顺道而行，就是天人合一，人道与天道打通，人的生活道路获得了终极根据。　　天道作为体认的结果是不可怀疑的，因为怀疑是一种理性行为，而体认则超理性，属于信仰层面。因此，“天人合一”之德也是不可怀疑的，值得怀疑的倒是某种伦理规范：它究竟合不合道德？进而，也可以发问：某种社会设置、社会思潮，合不合道德？这是道家一切批评的出发点。　　儒家先圣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孔子所志之道亦是天道，比如“大哉尧舜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天。”（《论语。泰伯》）天何如？“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其中隐含着不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孟子说得更明白：“莫之为而为者，天也。”（《孟子·万章》）由天道而何德？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中庸较为复杂，按下不表。但由道德而“仁”却是孔子再三强调的。天之无为几乎是个“虚位”，而“仁”才是“定名”。仁是天道无不为的一面，是爱人生民的大德，因而也应该是做人和治世的基本精神。　　孔子“仁”字不绝于口，却不执著仁的某一方面，不落言筌，而发“予欲无言”之叹。但问题在于，由天道之仁，引申出什么？或者说，仁与伦理规范如何结合到一起？　　儒家伦理可用两个字概括：礼和义。《礼记·中庸》中说：“仁者，人也；义者，宜也。”而“宜”本是祭祀之礼所用的器具（俎），义宜同源，亦是此意，后泛指祭礼。《礼记·礼．器》中说：“服器，仁之至也；宾客之用币，义之至也。故君子欲观仁义之道，礼其本也。”《说文》）段注：“义之本训谓礼容各得其宜，礼容得宜则善矣。”因而从合乎礼义亦能得出伦理学上的“善”。本来孔子已把仁提升到“道德”层面的善，但又不时回到礼义规范层面的善。这种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结合是必须的，否则仁就要落空。但这又是一个经典难题：出于礼义的规范不会天然地符合道德。比如很多儒家所赞许的伦理规范既不合自然无为之旨，亦不能由仁合乎逻辑地导出，反而有成为人性枷锁的可能，从而为道家所诟病。 　　规范与道德有不同的起源。规范是为解决利益冲突而人为设定的，儒家主要借助义（均平合宜）来实现，而义又表现为礼。但正因为规范起源于利害冲突，所以它的价值不是自足的，不是绝对的，而是具有历史性的，它必须通过道德批评才能获得价值上的认可，而不仅仅是事实上的认定。否则多种规范的争论必然是各执一端，无是无非，皆是皆非。　　孔子“信而好古”，“信”是肯定古代的礼乐制度确定存在，而“好”则肯定其价值是善的。因而在事实上和价值上都给予了认定。所以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　　道德则不一样，它出于体认，出于人的最高价值和终极目标而设定的，本身具有绝对自足性，是最终评判的原则。仁便是如此，无论仁心、仁人、仁行皆是为了使人向好和更好的方面发展。但是，正是我们上面所说的，仁必须落实为现实行为才有伦理学上的意义。为此，孔子利用了一个最易打动人心的方面：“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欲？”孝是孝敬父母，悌是友爱兄长，人之常情常理，谁敢不从。但是，从长幼之节如何能类比出君臣之义？如何能推广为忠恕之道，如何能得出夫妇之礼？更何况孔孟之后，三纲五常犹如十五道枷锁捆住了芸芸众生的本性和中国前进的步伐？所以对儒家来说，困难就是由仁引出的原则如何与古之礼制的规范合理地衔接，更大的困难则是这两套规范如何用于礼崩乐坏、人心不古的春秋战国？　　本来那个时代就在进行着一场重新争夺利益分配，划分势力范围的斗争，昔日之义、之礼、之规范当然不可避免地要被打破、否定、推翻。可以说，庄子与孔子体道的差异未必水火不容，但在如何得道、行道上便大相径庭。如果说二人在道体上是理一分殊，那么在道术上则是分庭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