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在记忆中永存.doc

-------- 　　①茅盾：《徐志摩论》。　　②见陈从周《徐志摩年谱》第54页。徐志摩在引用这两句话后写道：“这是一个朋友给我的评语。煞风景，当然，我的幽默不容我不承认他这来真的辣入骨髓的看透了我。”　　③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　　茅盾对徐志摩的批判是尖锐的。人们今天可能会不赞成他的判断，但这种判断是建立于具体材料之上的，没有后来为我们所熟悉的那种极端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习惯于以《秋虫》、《西窗》两诗的个别诗句和基本倾向给徐志摩“定性”。但是，思想驳杂的徐志摩的确也有过相当闪光的思想火花 。他曾经热情赞美过苏联革命：“那红色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代表人类史里最伟大的一个时期；不仅标示俄国民族流血的成绩，却也为人类立下了一个勇敢尝试的榜样。”他在这篇题为《落叶》的讲演的最后用英语所呼喊的“everlasting　yea！”（“永远用积极的态度去对待人生”），应当说是真诚的。　　徐志摩为世所诟病的《秋虫》、《西窗》二诗均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也就是这一年，徐志摩在五三惨案当日的日记中对时事发表了相当激烈的意见：“上面的政府也真是糟，总司令不能发令的，外交部长是欺骗专家，中央政府是昏庸老朽收容所，没有 一件我们受人侮辱的事不可以追源到我们自己的昏庸。”（《志摩日记》）同年七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致恩厚之信中，谈到国内形势：“虽然国民党是胜利了，但中国经历的灾难极为深重。”①又，在纽约致安德鲁信：“内战白热化，毫无原则的毁灭性行动弄到整个社会结构都摇动了。少数有勇气敢抗议的人简直是在荆棘丛中过日子……”②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致陆小曼信，谈旅途中见到劳苦者生活状况时的心情：“回想我辈穿棉食肉，居处奢华，尚嫌不足，这是何处说起”，“我每当感情冲动时，每每自觉惭愧，总有一天，我也到苦难的人生中间去尝一份甘苦。”③ 　　--------　　①邵华强：《徐志摩文学系年》。　　②同上。　　③同上。　　徐志摩就是这样的一位说不清楚的复杂的人。他一方面可以对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大革命极为景仰，一方面又可以极有兴味地谈论巴黎令人目眩的糜烂以及那里的“艳丽的肉”①。他的思想驳杂这一事实，长期地受到了忽视。特别是五十年代以后，一些评论家论及他的艺术，往往以漫不经心的方式进行概括，判之以“唯美”、“为艺术而艺术”一类结论；论及他的思想倾向，则更为粗暴，大概总是“反动、消极、感伤”一类。　　--------　　①徐 志摩：《巴黎的鳞爪》。　　建立在这样一种并不全面的认识基础之上，否定一位有才华的诗人的地位是容易的。不容易的是改变一种旧观念和建立一种新观念。这种新观念是承认诗人作为人，他有自己的素质（包括他对人生和历史的基本态度）以及可能有的局限，并且承认产生这种现象是自然的。诗人作为一个易于受到社会的和自然的各种条件影响的人，他的思想情感是一种动态的存在，前进或后退都是可以理解的必然。　　我们要求于诗人的首先是真。真正的诗人必须是真实的人，作为社会的人。这本身就先天地意味着“不单纯”。要是我们以这种观念看徐志摩 ，那末，在徐志摩身上体现出来的复杂、矛盾、不单纯，正是作为诗人所必有的素质。我们不妨进一步论证：处于徐志摩那样的年代，一批出国留学的知识分子，因长期的闭塞而对世界上的事物怀有新鲜感，他们的广泛兴趣和不及分析的“吞噬”，不仅是求知欲的显示，而且体现了“寻找药方”的热情。所谓的——　　我不知道风　　是在那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黯淡是梦里的光辉。　　这当然表现了他的惶惑。但是，这惶惑却正是“风来四面”的急切间，难以判断与选择的复杂局面所造成。　　当时的知识界普遍地有一种以学业报 效国家的热情，徐志摩无疑也怀有这样的信念。一九一八年，徐志摩离国后曾作启行赴美分致亲友书：“今弃祖国五万里，违父母之养，入异俗之域，舍安乐而耽劳苦，固未尝不痛心欲泣，而卒不得已者，将以忍小剧而克大绪也。耻德业之不立，遑恤斯须之辛苦，悼邦国之殄瘁，敢恋晨昏之小节，刘子舞剑，良有以也，祖生击楫，岂徒然哉。”徐志摩曾经作过《自剖》、《再剖》。他对自己的解剖是无情的，他也深知自己的性格：“我的心灵的活动是冲动性的，简直可以说痉挛性的。”（《落叶》）　　只要我们不把诗人当作超人，那么，以一句或两句不理想的诗来否定 一个诗人丰富的和复杂的存在的偏向，就会失去全部意义。显然是结束上述状态的时候了。因为新的时代召唤我们审视历史留下的误差，并提醒我们注意象徐志摩这样长期受到另种看待的诗人重新唤起人们热情的原因。　　文化性格：一种新的融汇　　从清末以来，中国先进知识界不同程度地有了一种向着西方寻求救国救民道理的觉醒。由于长期的闭锁状态，中国知识分子接触外来文化时一般总持着一种“拿来”实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