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愿贫穷”的传统与梭罗的意义.doc

今天，众多的生态主义者和追求精神自由的人们不约而同地转向梭罗和他的《瓦尔登湖》，这不是偶然的。在这本书里，他分析了19世纪中期的美国人由于过分关心物质得失而导致灵性窒息的病症，开出了“自愿贫穷”（voluntary poverty）（Thoreau, 1965:19）的药方。梭罗的预见性和革命性直至二战后才被人们广泛认识到。梭罗隐居瓦尔登湖，并非像中国古代的隐士那样，是一种遁世的行为，而是一种目的明确的实验，一种对美国主流价值观的挑战甚至挑衅——他要向自己和同时代的人们证明，在没有任何通常的舒适品和奢侈品的情况下，他仍然可以过快乐的生活。《瓦尔登湖》就是这一实验的记录和阐释。要理解梭罗的意义，我们必须将他的思想置于整个“自愿贫穷”的传统中来审视。　　“自愿贫穷”（拉丁文paupertas voluntaria）的提法出自古罗马作家塞内加[1]，但将财富视为心灵羁绊的思想决不只限于拉丁文化，而是在东西方的哲学和宗教中广泛存在。梭罗显然受到了古人的影响。“古代中国、印度、波斯、希腊的哲学家是这样一类人：就外在的财富而言，没人比他们更贫穷；就内在的财富而言，没人比他们更富有。”（Thoreau, 1965:18）然而，就哲学而言，古代中国“自愿贫穷”的思想并不突出，用“安贫乐道”概括也许更为准确。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2] 他并没有否定富贵，而是否定以“不义”的方式获取富贵，而“自愿贫穷”意味着即使能以符合“义”的方式获取富贵的情况下也主动放弃，这正是希腊和印度的传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两个传统相信灵魂的存在。在非物质的灵魂通过内省寻求真理的过程中，物质的身体对于财富的追求只能起到干扰和阻碍的作用。因此，苏格拉底过着一种斯巴达式的生活，在讲授哲学时也拒绝收取酬金；第欧根尼等犬儒主义哲学家宣扬放弃一切世俗的财富，专注于美德的追求；印度教和佛教更是有一个源远流长的出家苦行的传统[3]。　　出于反对正统教会的原因，梭罗没有提及对西方“自愿贫穷”思想影响最大的基督教传统。耶稣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将贫穷与天国联系起来，其理由与古希腊的哲学一脉相承，只是将逻格斯（Logos）换成了天国和上帝：“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新约?马太福音6：21》）放弃对财富的追求是为了全身心地追随上帝。耶稣自己的一生也是“自愿贫穷”的典范。他拒绝利用自己的威望做一个尘世间的“王”，宁可过一种游方僧侣般的漂泊生活，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传播天国的福音中去。对于信仰耶稣的人们来说，全能的圣子在马槽降生、在木匠的家庭中长大，本身就体现了“自愿贫穷”的态度。正因为如此，耶稣对于后来基督教、尤其是天主教的“自愿贫穷”的传统具有无与伦比的感召力。在历代圣徒中最具人格魅力的圣弗朗西斯 [4]是这一传统的另外一个楷模。他出身于富裕商人家庭，却选择了风餐露宿的生活，在各地传播福音。直接感动他心灵的是圣经的这一段话：“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新约?马太福音10：9-10》）弗朗西斯相信，最简单的生活是接近上帝的最好方式[5]。 　　梭罗将“自愿贫穷”这一古老的传统作为《瓦尔登湖》的核心思想，既与他个人的思想倾向有关，也与时代的氛围有关。除了上文提到的那些东西方的哲学和宗教思想，梭罗还直接受到了爱默生的影响。作为美国超验主义的代表人物，爱默生与柯勒律治、卡莱尔等人交往颇深，他的思想中明显融会了英国浪漫主义的思想。英国浪漫主义的作家和评论家在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敏锐地意识到了商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人性的迷失。在物欲的驱动下，在机械的快节奏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已经剥夺了心灵成长的空间。华兹华斯说，“过去世代从不知晓的许多因素，正共同发生着作用，使得人们甄别判断的能力日益迟钝，主动思索的意愿日益萎缩，沦入一种近乎野蛮的麻木状态之中。” （Wordsworth, 1933:25）雪莱也警告说，“人奴役了自然，自己却仍然是奴隶。”（Shelley, 1931:223）浪漫主义的泛神论姿态和对想象力的推崇正是为了重新唤醒人类的灵性。美国超验主义也具有这样的倾向和使命。爱默生区分了机械的理性（他称之为Understanding）和真正的理性（Reason），他拒绝以纯物质的眼光看待自然，而将自然视为精神的象征，呼吁人通过自然与超灵（Over-soul）进行交流。梭罗认为，走向超验生活的最大障碍是人们对物质财富的迷恋。19世纪中期，美国也在经历迅速工业化的过程，英国浪漫主义者的警告在梭罗看来，已经迫在眉睫。正如苏格拉底把自己视为雅典城邦的一只牛虻，督促公民们追求美德，梭罗赋予自己的角色是一只预言的公鸡（propheticchanticle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