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1912-2005）.doc

启功（1912-2005）字元白，又作元伯，满族，1912年7月26日生于北京。启功先生出身于皇族支系，但根据爵位累降制的规定，他家族逐渐没落。先生一周岁时，父亲即因病去世，他便随曾祖父和祖父生活。四岁时即入私塾读书。由于特殊的家庭环境，先生自幼即受到严格的启蒙教育和良好的道德熏陶。不幸的是，1922年先生十岁时，曾祖父和祖父先后去世，同年，家中还有多人故去，家业因偿还债务和办理丧事而破产，先生和寡母及未出嫁的姑姑，只得过起举步维艰的生活。直到1924年，先生12岁时，曾祖父和祖父的几位门生非常同情他们“霜媳弱女，同抚孤孙”的遭遇，酬资仗义相助，先生才得以插班就读于汇文学校小学部，1926年升入中学，但高中未毕业便因经济困难而辍学。在此期间及之后，由于先生想找到一份喜爱并适宜的职业，曾先后随戴姜福(绥之)先生学习古典文学，随贾羲民(尔鲁)先生、吴镜汀先生学习中国绘画。其间，为维持生计，先生曾教过家馆。1933年，经曾祖父的一位门生傅增湘先生介绍，先生得以结识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先生。陈校长对他的评价是“写、作俱佳”，这是他一生的转折点。他从此遇到了培育并影响他终生的恩师。陈校长先安排他到辅仁附中教国文，但不到两年，便被分管附中的某院长以他“中学未毕业就教中学不合制度”为由而辞退。1935年，陈垣先生又安排他到辅仁大学美术系任助教，美术系的领导仍是那位院长，一年多后，再次以“学历不够”为由将其辞退。当时正值北平沦陷时期，在日伪的统治下，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为了维持生活，先生只得不辞辛苦，教两处家馆，闲时便集中精力读书，研究书法绘画。这时他的绘画在社会上已名声雀起，间或可以出售，补贴家用。陈垣先生坚信启功先生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青年，不应被埋没，便于1938年秋季开学时，请他回到辅仁大学任国文系讲师，教授大一普通国文。这是陈垣先生亲自掌教的一门课程，于是再也不会有人解聘他了。从此他再没有离开辅仁大学和教育岗位。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先生在辅仁大学晋升为副教授，先后教授过“国文”、“中国文学史”、“中国美术史”、“历代韵文选”、“历代散文选”等课程。由于他学识渊博，讲授得法，无论教什么课都得心应手，独具风格，深受学生爱戴，并被北京大学聘为兼职副教授，讲授“美术史”。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先生于1951年冬至1952年春参加了北京市组织的土改工作团，到湖南省澧县工作。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辅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启功先生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讲授“中国古典文学”。当时，中国画院正在筹办，先生应叶恭绰先生的邀请参与画院的筹办工作，曾到南方进行过调研。当时文化部文物局为培养考古及文物鉴定的专业人员，举办了考古训练班，先生被聘为该班的教师，给学员们讲授“中国书画史”及鉴赏知识。同年，加入九三学社，被选为九三学社北京分社委员，并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委员，1956年任市政协常委。 1956年，启功先生晋升为教授，并以专家身份参加了教育部为贯彻“全面发展因材施教”的方针、加强科学研究及基础课教学和师资队伍建设、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而组建的“视导团”，到上海、广州、厦门、南昌、福州、梅州的大、中、小学视察。为新中国初期的师范教育和基础教育提供了改革的第一手材料。正当启功先生满腔热情投身教学科研活动并积极参政议政、在各方面做出成绩的时候，1958年，在中国画院，他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划为右派，右派关系转到师大后，他的教授职称被取消，北京市政协常委和九三学社社员资格也被撤销，精神上受到了沉重打击。在这最困难的时候，是他的恩师陈垣先生给予了他亲切关怀，使他在逆境中坚持下来。右派分子不能上讲台，他就利用劳动改造的业余时间潜心学术研究，认真读书，撰写论文，努力在学术上做出贡献。1964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古代字体论稿》，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后几经再版。“文化大革命”期间，启功先生又被打为“准牛鬼蛇神”，被不断审查，并要接受集中学习和劳动，家中也被查封。但在这艰难岁月，他仍利用运动的间隙和休息时间，反复推敲和修改，酝酿了另一部学术著作《诗文声律论稿》，并在“文革”后付梓出版。1971年，启功先生被借调到中华书局，接受点校《二十四史·清史稿》的任务。这是一项在周恩来总理直接关怀下，组织国内数十位一流文史专家参与的伟大工程，当时先生还是被挂起来的摘帽右派，在那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他能有这样的机会把自己掌握的知识奉献给祖国，从内心感到高兴。自1971年到1980年，经整整十年的艰苦工作，终于完成了这项任务，又回到北京师范大学。经落实政策，启先生被重新评为教授，再登讲坛，即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教学和科研中。1977年恢复本科考试，1978年恢复研究生考试后，他积极投入到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