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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政策过程的概念框架 本章要点： ●阶段途径的形成 ●阶段途径的评价 ●制度理性选择框架 ●多源流框架 ●中断—平衡框架 ●辩护联盟框架 ●政策扩散框架 ●政策过程的基本阶段 §1. 政策过程的阶段途径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政策过程研究的基本和主导的途径是阶段途径，即把政策过程分为若干阶段来加以分别的研究，这种途径被称为阶段启发法(the stages heuristic)。近二十年来，阶段途径受到了批评与挑战，人们提出了各种新的替代途径或概念框架，从而丰富了政策过程的理论。 一、阶段途径的形成 迄今为止，了解政策过程的最成熟和最有影响的途径仍然是阶段途径。这种途径发源于拉斯韦尔，经过琼斯(Charls Jones)、安德森(James Anderson)、布鲁尔（G·D·Brewer）和狄龙(Peter Deleon)等人的论述，而在20世纪70、80年代成熟起来，成为了解政策过程的基本的，甚至是唯一途径。该途径将政策过程划分为一系列阶段或环节——通常包括政策议程，政策规划与合法化、执行、评估和终结等阶段，并在每一阶段讨论影响政策过程的各种基本因素。 ●拉斯韦尔在《政策科学》（1951）、《决策过程》（1956）和《政策科学展望》（1971）等著作尤其是在《决策过程》这一论著中，他将决策过程划分为情报、建议、规定、行使、应用、终结和评价七个阶段。这是政策科学中关于政策过程的阶段划分的起源。 ●拉斯韦尔在耶鲁大学的学生布鲁尔发表了一篇题为“政策科学的出现”的论文。文中根据拉斯韦尔的思路，提出了政策过程的六个阶段学说，这六个阶段分别是创议、估计、选择、执行、评估和终结。他的六阶段说对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政策过程的阶段框架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琼斯的《公共政策研究导论》（1970、1977和1984）。该书将政策过程看作是由如下11个功能活动环节或阶段所构成的过程，即感知／定义、汇集、组织、表述、议程确立、方案形成、合法化、预算、执行、评估、调整／终结。 ●安德森的《公共决策》（1975、1979），该书将政策过程的功能活动划分为发下五个范畴：问题的形成、政策方案的制定、政策方案的通过、政策的实施、政策的评价；布鲁尔和狄龙的《政策分析的基础》（1983），该书确立了政策过程的基本阶段及其理论基础。 ●梅(J·May)和韦达夫斯基(A·Wildavsky)在《政策周期》（1978）这一论著中也提出了类似的政策过程的阶段模式。 二、阶段途径的成就与局限性 阶段途径的主要成就表现在： 一是简化了复杂的政策过程，将涉及众多因素和活动的政策过程分解成若干阶段或环节，并对每一阶段加以解剖和分析，这是了解政策过程的实质的必不可少的一步。 二是它带来了众多的关于政策过程各阶段研究的成果，加深了人们对政策过程的认识，丰富了政策科学的理论。特别是20世纪70、80年代，它引发了对政策议程、政策执行、政策评估和政策终结的深入研究，产生出一批有影响的论著。 例如: 波尔比(N·Polsby)的《美国的政治革新》（1984）， 金顿(J·Kingdon)的《议程、备选方案和公共政策》（1984）, 里夫林(A·Rivlin)的《社会行动的系统思维》（1971）， 奎德(E·Quade)的《公共决策分析》（1983）， 普雷斯曼(J·Pressman)和韦达夫斯基的《执行》（1973）， 巴达克(E·Bardach)的《执行游戏》（1977）， 马兹曼尼安(D·Mazmanian)和萨巴蒂尔（P·Sabatier）的《执行和公共政策》（1983）， 舒什曼(E·Suchman)的《评估研究》91967）， 考夫曼(H·Kaufman)的《政策组织是永存的吗？》（1976）等。 三是它为了解现实的政策运行提供了一种有用的概念框架，尤其是它与常识相一致，易于被接受、把握和应用于实践之中。 阶段途径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它把复杂的政策过程还原为若干阶段来分别加以研究，并往往用线性的观点来看待各阶段的关系，即它们被看作是一种在时间上前后相续的过程；它并未深入探究政策过程中的因果关系，对政策过程的解释不充分，也难以进行预言；它对政策实践的了解是片面的，其应用也是有限的。因而这种途径被有的学者称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