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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国传统史学理论及近代的转型.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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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国传统史学理论及近代的转型 一、中国传统史学理论 二、中国近代史学的转型 一、中国传统史学理论 1、史学宗旨论 2、史学地位论 3、史学方法论 4、史家标准论 5、治史态度论 6、修史制度论 7、史籍优劣论 8、史学流变论 9、刘知幾及其史学思想 10、章学诚及其史学思想 1、史学宗旨论 史家撰述历史要达到怎样的目标?人们研究历史应具备什么目的?这个史学宗旨问题是史学理论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中国古代史学萌发于官方对史事的记录,《周礼》称“史掌官书以赞治”,这里的“官书”虽非专指史籍,但必然包括历史文献、历史记载在内,正如柳诒徵所说的:“由赞治而有官书,由官书而有国史”。[1]从“赞治”的需要而产生的史学,一开始就具有很强的辅助政务的宗旨,这是中国古代史学与生俱来的重要特点。而春秋时楚庄王的大夫申叔时论教育太子事说:“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2],即已包含了十分明确的以史鉴戒和以史教化的思想,并提出了史书有着“耸善抑恶”的作用。 以史为鉴戒,就是要根据史书对善人善事的褒扬,对恶人恶事的贬斥而加强道德修养和行为的规范;或者是从历史记载中吸取兴亡成败的经验教训,以制定和修正政治举措。唐太宗所谓“将欲览前代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鉴”[3],即为此意。读史、习史吸取鉴戒的观念,成为古代公认的思想准则,在史学和政治上均有深远的影响。 孔子修订的《春秋》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私家修成的史籍。私家史学的产生和发展,使史家著史以用世的主体意识得到充分的发扬。《左传》明确地指岀:“《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4] 随着孔子的圣化和《春秋》被奉为经典,惩恶劝善的宗旨成为史学理论中不可置疑的原则。唐代刘知几指岀:“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5] 这里,史家和史学已不仅仅向政界和社会提供鉴戒素材,而是具备了高屋建瓴地指导政治的主动地位。 以史教化的观念是以史鉴戒和以史惩劝的延伸,教化的内容大体不出鉴戒和惩劝的范围。但教化宗旨的实施则有着新的特点,一般是由史家与统治者联手,自觉地将教化用意熔铸于史著之中,最终达到辅治的目的。教化的对象也突破了申叔时那样专指太子等一类人物的狭窄范围,而拓展为整个社会。如唐玄宗接受裴光庭编修《续春秋传》的提议,即将“正人伦而美教化”作为宗旨[6],明宪宗认为史书“劝于为善,惩于为恶,正道由是而明,风俗以之而厚,所谓以文化成天下者,有不在兹乎!”[7] 表明史学的内容可向整个社会施以教化。 以史鉴戒、以史惩劝和以史教化是内容交错、互相联结的思想环节,并将史学与政治、社会系于一起,使史学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机制和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这是中国古代无论治世、乱世,史学皆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随着史学的发展,鉴戒、惩劝、教化等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的必备属性,这样,就不再是史官执掌“官书”以赞治,而是史书本身就应具有辅助政治的永久作用,于是产生了“资治”的范畴来概括史学的宗旨。宋神宗将司马光所修之书命名为“资治通鉴”,赞称“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良谓备焉……是亦典刑之总会,册牍之渊林矣。”[8] 司马光亦自称其书“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希望君主从中“鉴前代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9]。这些皆是对史学“资治”蕴义德解析,囊括了全部德鉴戒、惩劝和教化德内容,也包含了唐代杜佑撰著《通典》而“将施有政,用以邦家”[10] 的宗旨,即要求史学应提供全套的政治方针、策略、经验教训和行为规范。 与“资治”观念同步发展的还有史学“明道”的观念。“明道”的概念起于经学,被引入史学之初,仍有因事务实的特征,如唐柳冕认为史学应“明天道,正人伦,助治乱”[11],宋曾巩称“盖史学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12],其重点皆落实于当时的政治上。然而,在宋代理学家的发挥下,“明道”观念便升华为对理念的追求,而欲达到一个思想体系的完美实现。邵雍著《皇极经世书》,其子邵伯温阐释此书立意时说:“穷日、月、星、辰、飞、走、动、植之数,以尽天地万物之理;述皇、帝、王、霸之事,以明大中至正之道。”[13] 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 更多次引用董仲舒之语,强调“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春秋》大法,正是如此。”[14] 他所编纂的《资治通鉴纲目》即本《春秋》大法而作,意欲达到“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纲既举而鉴戒昭矣,众目毕张而几微著矣。”[15] 这里虽也讲到鉴戒,但却从属于倡明“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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