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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一个向消费者倾斜的发展模式 一个更多地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经济将会更为高效地配置资本和资源，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更加公平地分配增长带来的利益，甚至还会更快地增长。 　Micah Rowland　华强森 来源：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中国的发展模式使其实现了20年的快速增长并帮助数以百万计的人口摆脱了贫困，但该模式的作用已经发挥到了极限。早在美国信贷泡沫破裂之前，中国的领导人就认识到，这一高度依赖出口和政府主导投资的旧有经济模式已经捉襟见肘1。随雷曼兄弟破产而来的全球性衰退却让这一模式的缺陷得到骤然的轻松解脱。当出口骤降，工厂关闭，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失业时，中国政府推出了近6000亿美元的刺激计划，国有银行发放的新贷款狂增。 然而，尽管这些拯救措施对于恢复短期增长非常成功，但却可能加剧结构性扭曲，这些结构性扭曲使中国经济首当其冲地遭遇了外部需求的振荡冲击。随着全球危机风浪减退，中国领导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必须释放消费者支出，以实现可持续增长。提振中国的消费已经提上中国乃至全球最重要的政策议程。但是，该如何提振消费？又能提振多少呢？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对未来15年中国消费率的3种情境进行了研究：基本情境（没有提振消费的新措施），政策情境（充分实施已经宣布的促进消费的措施），以及拓展情境（超越当前议程，在经济结构方面实施广泛的改革）。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估计，在基本情境下，中国的消费将会增长到占GDP的39%，仅仅比当前的水平高3个百分点，这使中国仍然严重依赖出口和政府主导的投资来实现持续增长。在政策情境下，消费可能占到GDP的45%，仍远低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水平。然而，如果中国领导人致力于拓展情境中所设想的更积极的综合改革计划，就能够在2025年将私人消费提高到占GDP的50%以上（图表1）。越过这一门槛后，消费率就可能与欧洲和亚洲的发达国家旗鼓相当，让中国经济跨入新阶段。麦肯锡估计，综合性改革还会以每年净增新消费1.9万亿美元的贡献，进一步充实全球经济，使中国在全世界总额中占据13%的份额——这比不做进一步努力的情境要高出4个百分点。 实现拓展情境的目标绝非易事。中国领导人必须在多个方面从政策上坚持不懈地进行努力，将鼓励私人消费的比较直接的措施、国家医疗卫生和养老金制度的根本改革、以及经济基本结构的全面改革结合起来。在未来15年，中国可以现实地指望大大提高私人消费在GDP总额中所占的份额。但是，这只能在下述的情况中实现：政策制定者摆脱当前的发展模式并采取与中国作为一个走向成熟的大型市场经济体的地位更加适应的新政策、新结构和新机制。这种转型尽管令人望而生畏，但产生的回报却物有所值：一个更加稳定和公平的经济，可以更加高效地利用资源，创造更多工作岗位，使其公民免受外贸的震荡冲击，并能以更高的可持续性的方式为全球增长做出贡献。 备受制约的中国消费者 在努力促进私人消费的过程中，中国的政策制定者面临着独特的挑战。尽管对于发展中经济体中私人消费的“健康”水平并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但是，中国个人消费几乎从任何指标来看，都可以说是“贫血”。2007年，中国的私人消费总额为8900亿美元，中国成为全球第五大消费市场，位居美国、日本、英国和德国（中国最近刚刚超越该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之后。但是，相对于中国的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她的消费影响力却很不相称。中国的消费占GDP 的比率仅为36%，仅为美国的一半，是欧洲和日本的2/3左右。事实上，中国的消费占GDP的比率在除沙特阿拉伯外的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是最低的，因为沙特的石油出口占据了经济产出的很大份额（图表2）。 事实上，中国的消费占GDP比率自1990年以来已经下降了近15个百分点，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后，还在继续下降。尽管消费率下降在发展中经济体颇为常见，但是，这种下降的范围和幅度在现代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美国，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驱动的全面工业化期间，私人消费仍占GDP的50%以上。在日本和韩国，在工业迅速发展时期，消费率也保持在50%以上。 中国消费率低的根源有行为方面的原因，也有结构方面的原因 （参见“中国的消费挑战”一文）。中国家庭的储蓄能力极高：中国家庭的平均储蓄率为其可支配收入的25%，比例惊人；大约是美国家庭储蓄率的6倍，日本的3倍。事实上，中国的储蓄率比亚洲作为一个地区的GDP加权平均数还高15个百分点。 节俭的影响是复杂的，在许多方面是由结构特性所引起的，这些结构特性限制了消费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中国的家庭收入只占国民收入的大约56%（图表3），欧洲的这一比率超过60，而美国则超过70%。有些结构因素会让收入流向消费者之外的渠道，并阻止消费者消费本来就不大的份额；若不解决这些问题，任何大幅度提高中国消费率的努力都没有取得成功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