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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書的注解 一、古注对于阅读古书的作用 学习古代汉语，离不开古书的注解。古书的注解，可分为今人注和古人注两类。从时间上说，清人和清人以前的注释都属于古人注，简称古注。 古注是阅读古代汉语的阶梯和桥梁。我们今天读不懂古书，障碍大致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语言文字方面的障碍，其中包括古今词义的变化，古书中特殊的语法现象，古书在流传、抄刻过程中的讹误，等等；二是知识性的障碍，由于古书记载的事情离我们已很遥远，我们对当时的社会生活、典章制度、礼仪习俗等各方面缺乏了解。这些障碍古人读书时同样遇到。为了使人们读懂古书，一代一代学者付出大量的辛勤劳动，对许多古书作注释。 古人作注，大抵从两方面进行，一是对字词句进行训释，以排除语言文字的障碍，二是对古文中所涉及的诸如政治、经济、军事、礼制、名物、习俗等方面的情况进行解说，以排除知识方面的障碍。通过读古注，我们既可以通晓文意，又可以从多方面了解古代社会生活，扩大知识面。 古人注释，接近实际，较为可靠。古人注书有其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他们当时离经典文献成书年代不远，他们生活的社会和前代社会在制度上一脉相承，因此他们对古书所记载的各方面情况有感性认识，比较熟悉。再加上这些注家大多是皓首穷经的著名学者、训诂专家，因而他们作注一般说来切合实际，可信可靠。 古注是今注的源头，是今注的重要依据。翻开今人注本，可以发现今注的一些说法，并非出自独创，而是来自古注。他们作注时，或把古注径直抄来，或用现代语词把古人之说复述一下。这样做，当然是可以的。这种情况告诉我们，古注是源，今人注是流，读了古注，我们就能知源而识流，同时可以对今注的优劣得失做出评判。例如：《孟子·离娄下·齐人有一妻一妾章》：“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历史文选》注：“施（yí）：延，及，作‘跟踪’解。”按此注，“施”和“从”就是同义并列，意思是：“一早起来跟踪丈夫到他所要到的地方去。”这么说解我们看不出有什么问题，但如果翻一下赵岐《孟子章句》就会知其注有失。赵注：“施者，邪施（同迤）而行，不欲使良人觉也。”所谓“邪施而行”，就是走路时东躲西闪。赵歧把“施”解释成“邪施”是有根据的。因为“施”的本义是“旗貌”（《说文》：“旗皃。从?，也声。”），也就是旗子随风来回飘动的样子。“施”做“从”的状语，十分形象地描画出了妻子盯梢时的真实情景。所以读古人注，可以使我们具有鉴别的眼光，在今人译注面前不至人云亦云。 读古注有时比查字典更能解决问题。如《曹刿论战》：“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句中的“加”字，查《辞源》（修订本）有“增加；超越；侵凌；施于、安放；担任”五个义项。《辞海》（修订本）列八个义项，比《辞源》多了“算法之一；戴上；施及”三个义项。但所有这些义项用在“弗敢加也”句里，哪一个也不合适。倒是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在这句话下的注解为我们解决了难题。杜注说：“祝辞不敢以小为大，以恶为美。”意思是说：对神灵的祝辞，不敢把小的祭品（牺牲玉帛）说成大的，差的说成好的，一定按实情报告。这种注释已释明“加”是谎报、虚夸的意思。杜预的注解是有根据的。《说文》：“加，语相譄加（段注改为“譄加”）也。”段注：“‘譄’下曰‘加也’，‘诬’下曰‘加也’，此云‘语相譄加’，知‘譄’‘诬’‘加’三字同义矣。” 二、古书注释的发展概况 根据现有资料，我国古书注释最早可追溯到西汉。西汉时期，封建统治制度已经确立。为了巩固统治，西汉王朝（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力提倡学习儒家经典。而儒家经典遭秦火，亟待整理。从先秦至汉，文字、语言、社会生活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先秦典籍一些字的音义、一些词语所记载的典章礼仪、民俗民风、天文历法、名物制度、政治文化事件等，已不为一般人所知晓，需专家进行注释。西汉经济发展，文化科学水平有较大提高，也为古书注释的开展提供了可能。 古书注释盛行于两汉。儒家经典是被注释的主体。两汉对儒家经典的研习，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分。今古文经学学派不同，师说家法各异，对儒家经典的注释古书各具特色。今文学派好阐发“微言大义”，讲谶纬，注释繁琐冗杂。古文学派重文字训诂，考证名物制度，注释循经立训，简约质朴，不离经空发。古文学派的这种学风，人称“朴学”、“汉学”。 两汉注家林立。古文经学所注释的著作流传至今的有毛亨的《毛诗故训传》（亦作（毛诗诂训传）。东汉时，今文经学走向衰微。古文学派却先后涌现出贾逵、服虔、马融、郑兴（曾任太中大夫，人称“郑大夫”。曾师事刘歆）、郑众（兴子，曾任大司农，人称“郑司农”。父子人称“先郑”）、许慎、郑玄（人称“后郑”）等经学大师，这些大师研究注释儒家经书。在思想文化界产生巨大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郑玄，郑玄注经兼采今文经说，融汇古今，集两汉经学之大成，遍注群经，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