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与前瞻——关于世纪之交的中国哲学.doc

回顾与前瞻——关于世纪之交的中国哲学 在世纪之交和千年之交，我们的哲学承担着“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这就是：不仅要总结20世纪的（中国）哲学，而且要用哲学来总结（中国的）20世纪，以便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所走过的道路，更自觉地把握未来的走向。 一、新中国哲学50年的历程与启示一般说来，哲学的发展和命运取决于两个方面的主要因素：一个是它的客观基础和外部环境，即哲学与社会、实践、历史进步之间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愈是合理而充分，那么哲学的发展繁荣也就愈是能够得到强有力的推动和保证；另一个是它的主观条件和内部机制，即哲学研究方式的活力和哲学自身的逻辑力量。哲学的研究方式愈有活力，哲学自身的发展逻辑愈是得到遵循，那么哲学就愈是能够在现实生活中为自己开辟出前进的道路。所以，我们对当代中国哲学的回顾与前瞻，就不能不首先着眼于它的现实历史进程。前不久，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办了“新中国哲学50年”大型学术研讨活动，对此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大家认为，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这一论断不仅指明了哲学在整个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也为理解哲学的历史状况和命运，提供了一条最重要、最可靠的线索。50年来，特别是近20年来，我国的哲学事业同新中国的整个事业一道，经过了曲折前进的历程。建国初期,我国面临着在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等各个方面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组织人民投入新制度建设的艰巨任务。与这一形势相联系，在思想理论战线上则有一个清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宣传马克思主义，确立无产阶级思想主导地位的斗争。当时在哲学上对实用主义的批判，就是这场斗争的一个方面。后来，随着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不断推进和思想文化建设的逐步展开，哲学界也进行了多方面的热烈讨论，比如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综合经济基础论”）、关于过渡时期两大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的性质、关于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等一系列讨论。尽管当时的讨论还不很充分，学术争鸣的方式还很不完善，甚至有所偏颇，因此效果也不够理想。但是在今天看来，这些讨论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本身是有积极意义的。它们反映了哲学对现实的关切与思考，也反映出学术界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热情和积极性。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复杂化，社会主义建设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也进一步显露出来。许多重大的现实问题、思想问题和决策问题，在一次次的哲学讨论中，以理论的形态得到一定表现。比如哲学界围绕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的发表，开展了关于两类矛盾问题、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等问题的热烈讨论，活跃了学术气氛，取得了一定效果。后来又进行了逻辑学、美学和生物遗传学等问题的讨论，开展了关于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思维与存在同一性”、“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等争论。在今天看来，这一时期大部分讨论的实质，都与邓小平后来所指出的，要面对现实弄清楚两个“根本问题”——“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关。其意义在于要从根本上为回答上述问题探索一定的哲学基础。总的说来，这些讨论对于促进哲学研究的深化，加强理论与现实的联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可惜的是，由于当时“完全弄清楚”问题的条件还不成熟，特别是由于党内出现了“左”的教条主义的倾向，使有些讨论脱离了应有的科学轨道，科学的理性精神受到了轻视，因而没有能够得到应有的收获。但是，理论上没有解决的问题，在现实中却不会消失，仍然要表现出来。理论上不能正确地解决问题，在实践中必然带来失误甚至重大失误。随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证明了这一点。在“文革”中，机械教条的僵化思维发展到了极点，以至于“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不仅给国家民族造成了严重的灾难，给哲学和整个精神文明带来了严重的摧残，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反面的哲学典型。当时流行的“顶峰论”和“绝对真理论”、“斗争哲学”、“反生产力论”等，公然蔑视科学真理、宣扬现代迷信。它们完全脱离了人民群众，根本违背实践的规律，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反科学、反理性的，是哲学领域里的大倒退。因此它们也必然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破产。而在最终战胜“四人帮”极左思潮、拯救人民事业的斗争中，正是依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和坚定信念，才找到了制胜的精神武器。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开展的关于实践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推动了全国范围内的思想解放，为使国家进入一个新的飞跃发展时期，作了思想和舆论上的先导，也是我们的哲学向新高度发展繁荣的起点。此后20多年来，广大哲学工作者珍惜和继续这一份光荣，密切关注当代世界和中国实践的发展，注意辨别各种社会思潮，提出并讨论了许多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的新问题，形成了不少有价值的新观点、新思想，开拓了不少新的研究领域，如：实践的哲学意义、价值和价值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