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德文化内求实践教育法.doc

中国道德文化内求实践教育法 熊 春 锦 ? 一、道德教育学体系是中华文化主体 ? 中国道家的教育学，的确是一部人世间的绝学。 “道教”的本义，近代人误解比较多，其实应当诠释为“道德教育学”，那才是比较合理的。 在中国本土道教诞生以前的数千年历史当中，并没有什么宗教，那个时候完全是德道型的教育学。所以说，中国历史上长期所采用的都是道德教育的模式，而且长期都没有使用宗教的模式，完全是一个全社会性的自然道德教育模式。人人都是道德的信仰者、遵循者、学习者和实践者。 伏羲创造的易道文化教育，是中国道德文化全民教育的发端；黄帝所创造的法道文化教育，是中国道德文化全民教育的发展；老子所创立的德道文化全民教育，是中国道德文化全民教育的完善；以孔子为代表的原义儒学“仁义礼”全民教育，是中国道德文化全民教育的细化实施。 伏羲黄老为代表的中国道德文化教育系统，是中华文化和文明发展的主根，始终主宰着中国2500年以前历史中中国文化教育的发展，并且影响着2500年以来中国文化教育的进程。 ? 二、中国道德文化教育迥异于西方文化教育模式 ? 中国的道德文化教育，完全不同于西方文化教育的模式。 西方从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开始，就全面抛弃了他们原本拥有的内求法，走向了纯粹的外求法，就是逻辑推理和试验证伪这一单一性的方法。 东方由于易道文化的坚实奠基和老子德道文化的强化，虽然自孔子开始，同样走向外求法方向，但是在文化体系中通过精美全息的汉字，仍然长期保留着极其珍贵的内求法。 东方道德文化教育的方式，其灵魂就是“修之身”，是“修之身，其德乃真”的内求法。 东方的道德教育，是实证型的科学教育方法。与西方的实验型教育法比较而言，东方是以人为本，内证德道和顺应自然。 东方道德教育方法，是教育与内证同步进行实践的方法。 然而，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的教育他们那种试验型的教育方法，把人都导向了人与自然环境的分裂，掠夺自然。而东方的内求法教育，则是以自身为实验室的教育方法，是一种和谐人与自然关系最完美的教育方法。 西方并不是没有拥有这个内求法。实际上，就文化基因分析当中，我们已经谈到过，西方在内求法系统的代表人物，也是存在的。像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那都是可以跟伏羲、黄帝、老子相类似的，同样是运用内求法认识自然、认识生命、认识社会的杰出的优秀的人物。 但是，这个文化基因的丢失和变异，西方发生在亚里斯多德时代开始。中国，发生在孔子、孟子、武帝、田蚡、董仲舒那个时期。 所谓的“周秦诸子”、“赵宋诸儒”，都是明显地丢弃道德正统文化教育思想和方法的一个分水岭和推进者、推波助澜者。 ? 三、“经典诵读”和“讲经说法”是道德文化教育珍贵的内求学习实践方法 ? ☆ 经典诵读 东方传统道德文化教育中，在教育方法方面，一直承传着两个极为珍贵的学习实践方法，那就是“经典诵读”和“讲经说法”八个大字。 “经典诵读”，是个人和集体进行经典开口诵读和同步内观实践的根本性教育方法。老少咸宜，普适性和全民应用性极强。它是继往开来，承上启下，兴民族，旺国家，接续道德文化根脉的瑰宝。 “经典诵读”，只要不抛弃对伏羲黄老经典的选择，那么道德文化教育的根脉，就不会断裂、断绝；民族智慧的井泉，也就不会枯竭；民族复兴发展的生机，也就会依然存在。 丢弃对《易经》的学习研究，民族的科学创造力必定会丧失； 抛弃对《老子》五千言的学习和实践，国家的精神文明必定会陷落； 扼杀对《黄帝四经》的学习和贯彻遵循，封建专制与独裁必定张扬，民主和谐将失去踪影。 1、经典教育要抓住精神教化的标本兼治 当前社会上，各个教育口，存在一个共性的现象，那就是普遍比较重视和突出对“孝道教育”和“感恩教育”这两项的需求。 这种带有共性需求的现象，是在整个社会道德素质明显滑坡以后，必然最先凸显的共性现象。 因为“孝道”和“感恩”这两项，是最贴近人们的生活，最容易受到关注的表象。世人所急需的“功利性”，常常会阻碍人们对治病要“治本”的认识，过份重视“治标”而轻视“治本”。不了解精神世界的治疗，同样需要标本兼治。 但是，我们道德文化工作者却不可不知：“标本兼治”的原则，也不可轻易由于“病人”的需求而放弃。社会和教育界对眼前利益的重大需求，我们不可以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我们道德文化工作者，同样要高度重视社会的这个“有之以为利”的共性现象，要以此为突破口，同样重视治这个“标”。要主动将这个“治标”的工程，纳入我们整体的治本方略之内。在不放弃我们标本兼治原则的前提下，准确切入这些个标象之中，纳入进系统，收入“处方”之内。使这些标象的治理，成为进入“无之以为用”整体战略中的一个标识。站在道境德地，全面细化包容它们，那么我们的理念入世之路，也就会更为广阔和顺利得多。 希望所有道德文化工作者都要高度重视起来，突出一下其中的归纳性、整体性以及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