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领逃离北上广.ppt

关于“白领向二三线城市回流”现象的研究 一、白领向二三线城市回流的现象及产生的原因 社会群体泛指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结合起来进行共同活动的集体。例如，以血缘关系结合起来的集体是氏族、家庭一类群体；以地缘关系结合起来的集体是邻里一类群体；以业缘关系结合起来的则是各种职业群体。 白领就是一个以业缘关系结合起来的职业群体，但白领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这里主要指中产阶级。 向二三城市回流，主要是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向内地省会城市和发展较好的中小城市（如温州、苏州）回流。 （二）原因 房价畸高，生活成本过高 制度不公平 幸福性价比太低 二三线城市的兴起与发展 （1）房价畸高，生活成本过高 毋庸置疑，高房价已经成为降低一线城市吸引力的头等因素。这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在2009年和2010年表现得特为突出。北京、上海的四环、五环的房价由零八年的一万元涨到一零年的二至三万多元。国家出台了多项抑制房地产过热的措施，但仍难让房地产退烧，各地的地王频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虽然今年年初，国务院又出台了调控房地产的国八条，以及上海和重庆开征房产税，但房价下跌仍然是一种奢望。而对于广大具有刚性需求的民众来说，只能望洋兴叹，戛然而止，就算买了房，也将背上沉重的房贷，沦为房奴一族。此外，买不起房就租房，而政府的调控政策让本以炙手可热的租房市场更加火爆，租房价格节节攀升，加之高企的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导致生活成本更加高昂。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衣食住行处在金字塔底，连最基本的需求都满足不了，何谈高层次的发展。 （2）制度不公平 上世纪90年代后，美国就出现城市白领迁移的现象。当时的背景是美国郊区化浪潮高涨。除了城市本身问题的因素外，主要得益于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企业规模的扩张。从人口流动的特征来看，唯有高学历者、高收入者、具有专业技术特长者的流动性最强。这种现象随着美国资源的均衡发展而从未间断。从2000年~2005年的5年间，共有160万人口从美国大都市迁居到小城市工作生活。他们迁居的理由大多是因为小城市治安稳定、交通方便、房价低，并且能在清新的空气中休闲娱乐。另外，很多有了孩子的夫妇都认为在小城市生活更加有利于孩子的成长。 显然，中国大都市白领阶层的被迫逃离与美国白领的迁居有本质的区别。在中国，户籍问题形成了很大的障碍。在一线城市工作，如果没有当地户籍，读书、就业、购房、养老、医疗等等问题都很难解决。现今的城市资源仅向拥有本市户籍的人开放，而非以城市常住人口为资源为依据，同样是纳税，却享受不了同等的待遇。 （3）幸福性价比太低 GDP反映一国的经济实力和市场规模。 人均GDP反映一国居民的富裕程度。 GNH（国民幸福指数）反映人们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状况的感受和体验，最早由不丹王国的国王提出，计算方法为：国民幸福指数=收入递增/基尼系数×失业率×通货膨胀。 基尼系数是反映收入分配公平性、测量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指标。 下图反映了我国近二十年来，GDP、人均GDP和GNH的关系： 由图表可知，随着中国GDP的增长，人均GDP也在逐步增加。然而，国民幸福指数却在1995年后逐渐下降，国民的幸福感普遍在社会转型期逐年降低。 一线城市让白领们无奈的不仅仅是房子，还有糟糕的交通、被污染的环境、巨大的生活成本和工作压力以及自己永远都是“都市外乡人”疏离感。中国一线城市的上班族每天平均有42分钟用在上班路上，这个数字居全球之首，城市的拥挤是重要原因。一份名为《中产家庭幸福白皮书》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幸福指数却较低，与人均收入不成正比，尤其2009—2010年房价飙升则令很多家庭感到痛苦。自从住房变成一件很“奢侈的事”，家庭幸福感大打折扣。为了负担房贷，夫妻双方必须获得更高的报酬或用更多时间加班。缺少了沟通的家庭生活变得程序化，家成为临时住所。离开大都市的白领们，在新的城市里有两种明显的变化，即经济地位（成就和认同）和生活质量（幸福感）。如果他们继续留在大都市，那么上述条件他们可能依然无法得到，需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此外，一线城市虽然提高的岗位多，但人才更多，竞争无比激烈，加薪无助，继续升职的压力较大，上升的空间较小。 （4）二三线城市的兴起与发展 城市化进程即包括了人口和非农业活动在不同城市的地域集中过程，乡村型景观逐渐转化为城市型景观的地域推进进程，还包括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农村的地域扩散过程，前两者是城市化的数量过程，后者是城市化的质量过程。 近年来，一方面国家出台大量区域发展政策，如西部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战略，促进了一大批二、三线城市的崛起；另一方面，许多一线城市开始面临土地和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