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死亡制度.doc

论死亡制度 -------------------------------------------------------------------------------- 论文标题:论死亡制度 论文作者 佟新 论文关键词 ,论文来源 中国人口科学,论文单位 京,点击次数 311,论文页数 34～41页2000年2000月论文免费下载 /paper 在资源有限和选择的多样性面前，一个社会的死因状况和死亡率水平不可避免地带有社会和个人选择的意义，因此个人和社会的诸种选择及其这种选择的规定性就构成了死亡制度。本文通过死因分析、死亡率分化分析，深入地讨论死亡率制度内在的规定性，并对未来的死亡制度进行尝试性的分析。 　　　　　　1.问题的提出 　　当今学术界对死亡问题有着各种层次的研究，甚至出现了跨学科的专门领域——死亡学（Thanatology）。 社会人口学对死亡问题的关心不是从哲学、医学，而是从社会的角度。费孝通先生曾明确地论述过生育制度，启发我们思考是否存在着死亡制度。费孝通先生在研究对影响新个体生命不能生长的因素时谈道：“疏忽也可以提高婴孩的死亡率。当我写这一节的时候，我隔壁那家太太会在孩子高温重病时，撒手进城，把孩子交给不太懂事的小丫头去招呼。若是这孩子死了，我除了把他归入被杀的孩子一类之外，实在没有其他更恰当的说法。在禄村调查时，我就知道我的房东太太有一个刚能单独行走的孩子，因为没有人看管，溺死在水沟里。像这类的事，乡村里是司空见惯的。我现在寄居的地方，一年前还下令禁止把死婴挂在树上。把死婴挂在树上据说是为了要避免死鬼再来讨债。这说明这地方死鬼缠绕的频繁。孩子不住出生，不住死亡。 ”（注：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08页。）我们不能不承认这种孩子不断出生， 又因为疏于照料而死去的情形是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的一种死亡制度。 　　最早把死亡率研究视为一种社会制度现象的学者当推人口学创始者英国人格兰特（John Graunt）。他在1662 年发表了《死亡册的自然与政治诠释》一书，把死亡现象与社会结构联系到了一起。他在该书中讨论了伦敦市的死亡率状况和政治、宗教、商业和市政发展状况之间的关系（注：格兰特1662年发表的《死亡册的自然与政治诠释》（Naturaland Political Observations Mentioned in a Following Index andMade Upon the Bills of Mortality）所使用的死亡册资源（Bills ofMortality）起源于欧洲各处的大瘟疫。最早的死亡册为1512年， 由牧师区书记根据女调查员的报告编成，包括埋葬的人数，特别是生前已受洗礼者，格兰特主要分析了1592～1662年的死亡册数据（陈达，1934）。）。就像人类无法完全地选择出生一样，人类也无法完全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死亡。死亡问题是每个民族、社会、文化都要面临和处理的个人和社会事件，存在着一整套行为体系和观念信仰，这些体系已经制度化，并具有稳定性。社会人口学关心影响死因的社会性原因，不同年龄、性别和社会阶层的死亡率分布状况与原因，死亡率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的特点和变化规律以及死亡率变化内涵的社会变迁。社会制度不仅影响着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生育和生育多少，同时还影响着我们是以怎样的速度离开这个世界。在资源有限和选择的多样性面前，一个社会的死亡率水平不可避免地带有社会和个人选择的意义，那么个人和社会的诸种选择及其这种选择的规定性就构成了所谓的死亡制度，其表现形式是死因结构和死亡率结构。 　　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认为，一个人在出生以后的任何时间，其所有生命迹象的永久消失为死亡。社会人口学把人的死亡视为一个生物生命过程的终结，是个体呼吸停止、心脏停跳及脑电波消失。有两个与死亡相关的生物概念，一是极限寿命，二是寿命。极限寿命是指人类能够存活的最大年龄。目前对人类的极限寿命到底能有多长仍没有定论。到目前为止，活得最长的是一位死于1986年的日本老人，他活了121岁又4个月（P.Mathews et al，1995）。有学者认为， 将现代人类的极限寿命定在95～100岁可能是适当的（魏津生，1997）。 所谓寿命是指人们实际生存的年龄，在人口统计上使用预期寿命的概念。从全世界的平均预期寿命看，50年代上半期为46岁，80年代上半期上升到59.5 岁， 到1995年为65岁（John R. Weeks，1996）。 　　生物因素和社会因素对人的寿命长短有着重要影响。从生物角度看，人的生命初期存在着许多死亡风险，尤其是出生后的第一年。中年以后死亡风险相对下降，进入老年以后，死亡风险又不断增加。从社会角度看，有许多因素影响人们的寿命，但可以归纳为两个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