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元宝、建中通宝铸地考.docVIP

发表于《中国钱币》1996年第3期　　　　　 大历元宝、建中通宝铸地考 ——兼论上元元年以后唐对西域的坚守 王永生 一 　　“大历”是唐代宗年号，“建中”是唐德宗年号，但唐代文献中却从未见有关于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的记载。最早记录这两种钱币的是五代张台的《钱录》，此书虽没有流传下来，但南宋洪遵在《泉志》大历、建中两条中都引用了张台关于这两种钱币的记叙。关于大历钱，“张台曰：大历是代宗年号，计此时所铸。”可见张台并没有看到确凿的文字资料，他的结论仅是依据钱面年号估计的。对建中钱，张台记叙的比较详细：“张台曰：按此钱未施用，今民间往往有之，轻小于开元钱，径一分，重二铢以下，文曰建中通宝，文字漫暗，铜色纯赤，肉好薄小，殊乖白铜大钱之义”①。应该说张台对钱币本身的描述是准确的，但是因为找不到史料依据，把它系于白铜大钱就错了，这一错误也正说明唐末五代时期人们也并不清楚大历元宝、建中通宝钱币的来历。　　自宋代以后，人们为了对其有准确的认识，试图发掘新的史料，于是洪遵就把这两种钱币与大历四年正月第五琦在绛州、建中元年九月韩洄在商州铸钱②的事联系起来了，认为“岂非当时铸此耶”，后世学者多据此认为当时铸造的就是大历元宝、建中通宝。　　这种推测缺乏根据，首先因为新、旧《唐书·食货志》都没有明确说明第五琦和韩洄铸的是什么钱；建中元年所设铸钱炉比大历四年设炉多一倍，但出土发现的建中通宝却比大历元宝更为稀少；不同时间、不同地区铸造的这两种不同的钱币，每次又都相互伴随，同时出土。另外，更难以解释的是这两种钱币到目前为止在绛州(今山西省新绛)、商州(今陕西省商县)等中原地区的唐宋窖藏中还从未见有发现③，而已知的出土发现却几乎全部都集中于新疆塔里木盆地北缘以库车为中心的地区。虽也有人因此推测它们可能是在新疆地区铸造的，但又提不出充分依据④。彭信威先生则认为更可能是私铸，但又说“论理当时钱价很低，铜价却很高，牟利者只有销钱为器，岂肯溶器铸钱?……唐钱的钱文应当直读，乾封时一度违制，改为环读，旋经更正，论理不应再犯。大历钱(建中钱)却是环读，似乎不是官铸。然而私铸的人多是仿铸旧钱，不应当创铸一种新钱，所以这是一个还有待解决的问题”⑤。遂使这两种钱币的来源成为钱币学、货币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难解之谜。　　1992年初新疆库车附近的新和县通古斯巴什唐代古城遗址中又新发现一批大历元宝、建中通宝钱币。1993年5月初，中国钱币学会丝绸之路新疆段历史货币考察队考察途经库车时，专就这一问题作了详细调查，本文拟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结合有关文献资料，对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等钱币的铸地作一考证，并在此基础上，试就上元元年(760年)后唐坚守西域情况作一初步探讨。 二 　　就1992年初新疆库车附近的新和县出土大历元宝、建中通宝事，我们考察途经库车时曾专此去新和县调查。据文管所同志介绍，是当地村民在一处叫通古斯巴什的唐代古城遗址中挖城寻宝时挖出来的，数量不少，很快即被抢购一空。后来在文管所同志带领下，我们在距县城西南约40多公里处的一片荒漠中找到了这座古城。古城四周沙丘群立，芦苇、红柳丛生，四面城墙虽已遭受严重破环，但仍高达3至4米不等，城垛、马面等防御设施依然清晰可辨。　　关于这座古城，1928年黄文弼先生曾来此作过考古发掘并有详细记载：“旧城在庄南，名通古斯巴什，又称为唐王城，为龟兹大城之一……又本地居民在城中拾一残纸，上有唐大历年号，是此城为唐城无疑。”⑥　　我们发现城中有多处近年新被挖掘过的痕迹，其中位于城东北部靠近当年黄文弼曾挖掘过的垃圾堆一带有一深约1.5米的洞坑，文管所同志告诉我们这就是此次出土大历元宝、建中通宝钱币的地方。根据后来我们又从别处了解的情况综合分析可知：这批钱币出土于1992年3月中旬，总数约有3000余枚，其中主要是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同时还伴随有少量的开元通宝、乾元重宝及“中”字钱和“元”字钱等⑦。　　这是一次关于大历元宝、建中通宝钱币的重要发现，可惜的是除极少一部分被国家文物部门收购外，大部分都已流失，更可惜的是这么重要的一次出土，竟完全是在破坏文物的非法活动中进行的。破坏了出土的文化层，没能留下其它有价值的资料。但是，仅就出土这件事而言，还是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它告诉我们：　　第一，“元”字钱、“中”字钱和大历元宝、建中通宝有密切的关系。正如清代钱币学家李佐贤在《古泉汇》中指出的那样，“穿上‘中’字乃建中之省文，‘元’字乃元(宝)之省文，‘中’字与建中(通宝)无异，‘元’字与大历元宝无异，实建中钱之别品也。”⑧这次新和县通古斯巴什古城出土的大历元宝、建中通宝钱币中就同时伴随有“元”字钱及“中”字钱，证明李佐贤的推断是完全正确的，即“元”字钱及“中”字钱与大历元宝和建中通宝有直接的关系，是由其派生而来。　　第二，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等钱币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