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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首富伍秉鉴 伍秉鉴 　　因为慷慨、诚实 　　洋商愿意和他做朋友 　　1686年春节后，广东巡抚李士祯在广州颁布了一项公告，宣布凡是“身家殷实”之人，只要每年交些钱，就可作为“官商”包揽对外贸易。1783年，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一个曾在另一行商首领潘家做账房的安海人，创立了元顺行，后更名怡和行。 　　1801年，32岁的伍秉鉴从父亲手中继承了十三行中的怡和行，也继承了“浩官”的商名，走上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前台。但行商的身份只是致富的机会，要成为一代富豪，伍秉鉴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1805年，外国商号按约运到广州一批棉花，到港后发现是陈货，行商们不肯碰，伍秉鉴却收购了这批棉花。有人因此揣度他面对洋商“胆小如鼠、懦弱无能”，但伍秉鉴则凭借这样的手段与许多洋商建立起彼此信赖的私人友谊，在无契约基础的贸易交往中所起到的作用很关键。 　　伍秉鉴不苟言笑。在一些日记、笔记中，熟悉他的外商说他“一辈子只讲过一句笑话”，但 “在诚实和博爱方面享有无可指摘的盛名”，被看做是值得信赖的商业伙伴。当时与广州贸易往来的重要客户之一便是大名鼎鼎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公司大班每年结束广州的交易前往澳门暂住时，总是将库款交给伍秉鉴经营，公司有时资金周转不灵，还向伍家借贷。伍秉鉴从存放在英商行号的百余万元期票中计算出的利息，与英商兑付时的数目不差分毫，于是外商们都把精明而大度的伍秉鉴看成最可靠的贸易对手。 　　伍秉鉴拥有足够财力后，很注重驾驭笼络其他行商。1811年，伍秉鉴担任英国公司羽纱销售代理人，他将利润按比例分给全体行商。后来老行商刘德章因为得罪英国公司失去了贸易份额，伍秉鉴又出面斡旋，恢复了他的份额。另一位行商黎光远因经营不力破产，按朝廷规定要被充军伊犁，而伍秉鉴捐助了他在流放地的生活。 　　从1811年到1819年，伍秉鉴向濒临破产的行商放债达200余万银元，多数资金薄弱的行商不得不依附于他。直到十三行没落，他一直担当行商领袖。 　　他曾经亲手撕毁一位美国商人欠他7.2万两白银的借据，也曾经给他美国的义子约翰·福布斯50万银元，帮助他创立了旗昌洋行，慷慨之举在外商中广为流传。他的投资遍及美国、欧洲、印度和新加坡。在西方人眼中，伍秉鉴“诚实、亲切、细心、慷慨”。 　　盖了伍家戳记的茶叶 　　就能卖出高价 　　按照大清朝廷的设计，洋商与中国商人不能直接接触，十三行的行商就是在贸易双方中间的“中介”。官员也不能与洋商直接接触，行商就被授权收缴税饷，代办各类官方事务。每年经手数百万元对外进出口贸易额的十三行行商，其性质一半是官方的工具，一半只是守在广州口岸算计货物差价，抽取“规例”、“行用”的“牙商”。 　　伍秉鉴却不仅做代理商，还凭借他与各国商人的友好关系，建立起其世界性的商业网络。 　　哈佛大学贝克尔图书馆保存有这样一张保险赔偿申请单，申请方是两艘美国船只的船主，这两艘船在1810年开往瑞典哥德堡的途中被丹麦海盗劫掠。向保险公司申请赔偿的申请单上写明，货物中有属于大清行商伍秉鉴价值58000美元的茶叶。 　　这件事与亨特所言曾帮伍秉鉴贩运生丝一样，证明伍秉鉴不是普通代理商。怡和行还把投资延伸到海外，据说伍家在美投资，每年可收利息银20多万两。 　　1834年以前，伍家与英商和美商每年的贸易额都达数百万银元。伍秉鉴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伍秉鉴在当时西方商界享有极高知名度，一些西方学者更称他是“天下第一大富翁”。当时的欧洲对茶叶质量十分挑剔，而伍秉鉴所供应的茶叶被英国公司鉴定为最好的茶叶，标以最高价出售。此后，凡是盖有伍家戳记的茶叶，在国际市场上就能卖得出高价。 　　据伍家估计，至道光十四年（1834年），伍秉鉴积累的财产达2600万两白银，相当于清廷近半年的财政收入，俨然是洋人眼中的“世界首富”。他在珠江南岸溪峡街的伍氏花园，堪与《红楼梦》里的大观园媲美，仅大厅就能容纳上千个和尚诵经礼佛。 　　伍秉鉴对怡和行的经营如此成功，以至于1842年，已经成立10年之久的英商渣甸洋行，为借助怡和行的声望，更名为怡和洋行。 　　但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士农工商”的排序中商人是最低的。熟谙此道的伍秉鉴行事从不张扬，生活节俭低调，红色的顶戴，从不在公众场合戴出来炫耀，只是在自己生日的时候偶尔戴一下。 　　清政府和地方官员都把十三行作为取之不尽的宝库，除了关税之外，国家发生灾难、战争、皇帝和权贵们的红白喜事，或者地方官员向上级讨好，十三行就必须主动报效或捐赠， 从1773年到1835年，他们的捐款就达508.5万两白银。 　　清政府为了保证天朝大国的尊严，要求十三行不得对外商拖欠，一旦发生，所有行商负连带责任，其债务由其他行商负责清偿。此外，清政府还规定，任何外商都必须由十三行中最富有的商家作担保，一旦外商拖欠清政府税款，则由行商负连带责任。这就形成了十三行的“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