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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轨时期中国货币政策效力区域非对称性实证研究 ——基于VAR模型的经验分析（上） 2007-2-1 　　摘 要：虽然货币政策效力时空非对称性研究并非是一个新问题，然而，现有的研究一则多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二则就货币政策效力空间差异性的研究而言，现有的研究，主要围绕着欧元区内统一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国别差异而展开。单一主权国家内部是否会存在大国条件下的货币政策空间效力差异?发展中的大国货币政策是否存在效力非对称性?现有的研究文献对此鲜有涉及。本文基于转轨时期中国区域经济与金融发展水平的显著差异性，对转轨时期“中国货币政策效力存在区域(空间)非对称性”这一命题进行了经验证明。 　　关键词：货币政策效力，区域非对称性，协整关系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一、问题的提出 　　自最优货币区理论产生以来，出于对欧洲货币一体化的热衷，经济学家们多侧重于将该理论用于评价特定范围内的若干个国家是否适合组成最优货币区，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对组成最优货币区的基本单位——单一国家——内部经济同质性的检验。20世纪90年代，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aul Krugman，1992)以美国新英格兰地区为例对美国是否就是一个最优货币区这一问题所进行的分析，提醒人们注意到了单一国家最优货币区的问题。勿用置疑，美国生产要素的流动性、经济对外开放程度及经济金融一体化程度在世界各国中均属名列前茅。然而即便在这样的条件下，克鲁格曼尚有此说，不由得让人联想到同样幅员辽阔的中国。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其全国统一的货币政策效力是否也存在着空间上的非对称性(区域差异性)?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是大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也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事实。这为中国许多经济与金融问题的研究设定了一个无法回避的前提。货币政策作为一个总量调控政策，其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性是必然的，问题在于，在中国区域经济与金融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的条件下，统一货币政策经由各区域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最终传导到企业及个人的效果可能是有差异的，即统一货币政策的效力可能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空间上的非对称性。如果存在，那么货币政策效力的这种局部差异将通过局部对总体的牵制作用，最终反作用于总体货币政策，使统一货币政策的总绩效受到削弱。按照这样的逻辑，本文试图运用国际通行的分析工具对“中国货币政策效力存在区域(空间)非对称性”这一命题进行经验证明。 　　二、指标选择、样本数据与数据分类说明 　　(一)指标选择与数据来源 　　货币政策的效力是指货币政策的实施能否对经济运行产生预期的影响，即货币供应总量和结构及其变动对宏观经济总量调控的影响及其程度大小。据此，本文对中国货币政策效力区域差异的实证分析，首先选择了中央银行广义货币供给量M2为自变量，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为因变量。同时，考虑到目前银行信贷供给仍是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主要渠道，而中央银行对银行信贷的调控仍是货币政策调控的主要方式，本文还选择了银行信贷量作为自变量，进一步分析了银行信贷与实际产出水平和物价水平之间相关关系的区域差异性。 　　银行信贷量是指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国金融年鉴》1994—2003年各期。由于缺乏全国分省区的货币供给量统计数据，本文在数据处理中将各省区各年现金投放或回笼量加总全部金融机构各项存款，所得结果用以代替广义货币供给量M2，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国金融年鉴》1994—2003年各期。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4—2003年各期。 　　(二)数据分类方法与分类结果 　　在进行数据区域分类与处理的过程中，本文感到目前主要的区域分类标准(即：东部地区由北京、上海、天津、河北、辽宁、浙江、山东、江苏、福建、广东和海南11个沿海省市组成，中部地区由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9个省、自治区组成，西部地区则由陕西、青海、宁夏、新疆、甘肃、四川、贵州、云南、西藏和广西11个省、自治区组成。)所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同一区域的数据规模存在明显的差距，为了避免数据分类不当而导致分析结果偏差，本文采用了聚类分析法，对全国各省区的数据进行了重新分类。具体分类过程如下。 　　第一步：以各地区1993—2002年的人均GDP、人均M2及人均信贷余额D作为聚类变量，采用简单聚类法，将全国各省区的数据聚为三类，结果如表1所示。 ? ? ? 　　这个结果把全国剩余的26个地区都归为—类，显然缺乏分辨度，因此需要做进一步的改进。 　　第二步：把剩余的26个地区再作聚类，分为3类，得到结果如表2所示。 ? ? ? 　　在分析过程中我们观察到辽宁、浙江、海南的人均GDP、人均M2及人均信贷余额D相对而言更接近于北京、上海、天津、广东的水平，因此把这七个地区归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