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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日本经济复兴政策的演变 邓　峰 一 冷战初期，为了贯彻遏制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全球战略，美国确立了复兴战后日本经济的对外政策。该政策旨在使脆弱的日本经济能够达到自立的程度，继而实现经济的全面复兴。由于日本经济的最大问题在出口贸易方面，所以美国对日经济复兴政策便以替日本商品寻找充足的出口市场为核心。为此，美国决策者把主要目光投向与日本有着传统贸易关系的中国以及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东南亚地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诸种制约因素的出现，美国政府不得不经常调整对日经济复兴政策，从而确立最重要的目标。本文将对这一政策的演变历程进行考察，从而探究战后美日美国对日本的经济复兴政策是美国推行全球冷战战略的必然结果。早在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出笼之时，美国就已经将遏制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其全球冷战战略的核心目标。及至1948年秋，随着欧亚国际局势的急遽变化(苏联断然封锁柏林，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亲美的国民党政权进行战略大反攻)，美国决策者的反共冷战观也迅速在其东亚政策上反映出来。为了使日本成为美国在东亚遏制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桥头堡，美国政府彻底否定了非军事化、民主化的对日占领政策，转而以全面复兴日本经济作为对日政策的核心目标。正如美国总统杜鲁门所强调的，“中国革命的进展同日本重要性的增长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日本经济问题是当前最重要的国际问题之一。”②1948年10月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简称NSC)通过了第13/2号文件。第二天，杜鲁门总统批准了该文件。文件要求美国集中精力强化在美国安全保护伞庇护下的日本独立。特别是，经济复兴是未来美国对日政策的“首要目标”(Primary Objective)。并且，文件认识到仅仅凭借美国的大力援助不能实现日本的经济复兴，因此，强调美国的政策应当是努力“排除日本振兴对外贸易过程中现存的诸种障碍，促进日本出口的恢复与发展。”①这标志着美国对日经济复兴政策的确立和美国东亚战略的重大转变。从此，美国对日本的基本政策便以扶植日本经济自立、振兴日本对外贸易为中心。 在确立了对日经济复兴政策之后，如何实现该政策所拟定的核心目标，颇令美国决策者思量。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的对外贸易大致有三个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出口生丝，进口棉花、石油、机械、铁屑为主要内容的对美国贸易；二是以出口棉布、纺织品、杂货和进口铁、铝等重工业原料及橡胶、羊毛、棉花为主要内容的对大英帝国的贸易；三是以出口工业制品、机械等， 进口农产品、粮食、矿产原料为主要内容的对中国贸易。②这三条贸易管道是维系日本生命的关键。尤其是与中国的贸易，曾被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视为必不可少的生命线，不惜任何代价也要予以保护。鉴于此，恢复并扩大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以中国作为日本的主要出口市场是显而易见的复兴日本经济的最佳途径。 然而，由于反共冷战观的盛行，日中传统贸易关系的恢复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美国政府内部，就该问题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以国务院为首的一方，尽管对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也抱有明显的敌意，但主张通过恢复日中贸易关系来与中国保持某种联系与合作。因为国务卿艾奇逊和他的得力助手乔治·凯南、沃尔顿·巴特沃斯等人担心美中之间公开对抗将使中国共产党投入到苏联的怀抱。如果美国与中国保持某种联系与合作，将有助于增强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防止苏中靠拢，同时打破苏联扩张的意图。而允许日中之间开展贸易，恰恰是实现美国战略的较好途径。并且，日中贸易对日本的经济复兴极为有利。③显然，美国国务院企图凭借日中贸易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既贯彻在东亚的遏制战略，又推动日本经济趋向繁荣。对于国务院的看法，以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防部为核心的军方持完全反对的态度。他们坚持对中国采取最强硬的政策，施加最大的压力。因此主张对中国大陆的经济施行全面的贸易禁运，既遏制中国的发展，又防止日本依赖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双方激烈交锋的结果，国务院的意见最终在美国政府内部占了上风。这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制订的第41号文件中得到了充分反映。1949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批准了NSC第41号文件。①尽管该文件的主要政策目标是，防止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但它也对日中贸易做了详细而具体的规定：第一，允许日本与中国开展贸易活动。具体理由是：(1)可以离间中苏关系。文件指出，允许中国与日本及西方世界开展有限度的贸易，以此向中国共产党提供经济诱饵，来保持他们对莫斯科的独立。并且，中国与苏联之间摩擦的萌芽已经出现，为了利用这种潜在的矛盾，美国必须动员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与中国建立一般性的经济关系。通过与中国开展经贸活动，美国可能在克林姆林宫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之间制造冲突，最终导致一个独立的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出现。(2)中国大陆是日本的传统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