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的国际制度研究.pdf

摘 要 有专家统计，世界上贫穷人口85%到90%的食品、燃料、药品、居所和交通 等都来源于遗传资源及其衍生品，世界经济中的40%是以生物遗传资源产品及 其加工为基础的。遗传资源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虽然在生物多样 性中所占的比例很小，但它却是与人类关系最密切、最直接的部分，直接影响 农牧渔林业生产、人类生活与健康水平，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 础。 遗传资源的获取最早可以追溯到农业文明时期，对遗传资源最初的利用一 般也是在农业和粮食领域。随着世界各国交往的扩大，遗传资源也在不同的国 家和地区间交流和传播，多以无偿或者互惠的方式，为了保证农业遗传资源有 效的流动，遗传资源多是自由获取的。 随着遗传资源潜在价值的挖掘，遗传资源在更广阔的领域内应用，遗传资 源的价值越发得到人们的重视。同时，随着遗传资源利用技术的发展，遗传资 源的需求日益加大，而在工业化进程中，随着环境的改变，大量的物种锐减甚 至消失，这就产生了供应于需求之间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遗传资源的获取 势必受到限制。 此外，由于天然的地理原因加之后来人为因素的影响，使得遗传资源的分 布明显的表现出一种不平衡——“南多北少”。发达国家除澳大利亚外，尽管掌 握着先进的生物研发技术，但是其管辖范围内的遗传资源相对有限；发展中国 家，由于工业化水平的后进，恰恰保存下一些珍贵的遗传资源，于是便产生了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立。加之，发达国家在从发展中国家获取遗传 资源后，经过研发应用于农业、化工、医药等多种领域，并通过知识产权制度 为研发的新产品提供保护，发展中国家一旦希望利用上述研发成果，又要支付 昂贵的代价。这种“生物海盗”行为让发展中国家遭受了双重剥削，这加剧了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遗传资源利用方面的对立。 南北的对立不利于遗传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发达国家有获取遗传资 1 源的需要，发展中国家有分享遗传资源利用所得惠益的期望，双方固执的坚持 只会放任遗传资源的锐减和消失，不利于人类的共同福祉，于是南北双方选择 了合作。《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生效为各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方面提供了合作 的平台，也把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的问题提到了终极目标的高度，确立了 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国际制度的基本原则。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法律 制度的确立有助于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形成实质性的正义，能够为生物 多样性的保护及其组成部分的可持续利用创设激励机制。 此间，遗传资源的国家法律地位也经过了从“人类共同遗产”到归属“国 家永久主权”原则管辖的转变，这一转变是发展中国家不懈努力，南北双方不 断博弈的结果。 《生物多样性公约》为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国际制度确立了基本框架， 确认了国家对于是否批准遗传资源获取的决定权，强调“事先知情同意”原则 和“共同商定条件”，追求公平合理的分享遗传资源利用所产生的惠益，为各国 在国内层面上制订相关立法提供了原则指导。尤其是第六次缔约国大会上通过 的《关于获取遗传资源并公正和公平分享通过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波恩准则》 为地区和国家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方面的制度建设提供了具体指南。 另一个重要的国际法律文件《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在多边 范围内确立了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制度，有助于缔约国间 在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方面的交流和合作，同时对于非缔约国的实践也具 有参考价值。 尽管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国际制度的原则已经确立，但具体权利和义 务关系的设置还在谈判之中：就遗传资源的获取方面，有待商讨的主要是“事 先知情同意”的条件和程序，主体资格的确认，共同商定条件的确立等；就遗 传资源的惠益分享方面，主要需要确定是惠益分享的形式、机制、享受惠益的 主体、以何种比例分配，如何实现公平合理的惠益分享。发达国家不希望在获 取遗传资源时就对惠益分享作出确定的承诺，一方面考虑研发活动存在风险， 另一方面担心自己对研发成果的支配权受限。发展中国家则希望在批准遗传资 源获取时能够得到参与遗传资源利用所得惠益分享的承诺，希望发达国家能在 本国生物资源保护和利用的能力建设方面提供支持。 鉴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于制度设计的法律效力，制度调整对象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