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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崛起要求民族心理的转型 [郑永年]　（2008-05-06） 藏独和西方反华力量结合在一起阻挠奥运火炬传递，抗议中国北京奥运会，立即导致了新一波中国民族主义浪潮。西方媒体开始关注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动态。如同预期的一样，西方媒体开始用不解和异样的眼光来看待这一波新民族主义，他们中的许多似乎已经忘掉了这一波民族主义是海内外中国人给西方对华不公的回应。 　　同时，中国国内各方面尽管对西方反华力量都感到不满和愤概，但也有一些人对民族主义的一些激进反应（例如抵制法国家乐福）表达了不同意见。 　　很显然，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下，一些人似乎很难容忍不同意见。一时间，“汉奸”的概念满天飞。在很多网络讨论中，出现了激进的竞赛，表现为“谁最激进，谁就最爱国”。 　　面对西方反华力量的巨大压力，中国民众的这种心理状态并不难理解。但如果每次遇到外在压力，就出现这种心态，或者这种心理变成一种常态，那么对中国这个崛起中的大国会带来非常负面的后果。笔者以为，理性的爱国主义者应当从长远国家利益而计，必须对这种民族心理进行反思，实现民族主义的转型，使得中国民族主义走上利己利人的健康轨道。 百年耻辱结合过分自信 　　中国传统上没有民族主义，主导中国文化的是具有强烈普世主义倾向的儒家，包容一切。在漫长的历史上，尽管中国一些思想家如黄宗羲对不同种族有些论述，但没有发展出西方那样的用于建设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 　　传统的中国因此被称为“文化中国”，而非近代欧洲那样的主权国家。儒家普世主义既是中国传统文明的文化基础，也是传统国家衰落的根源。传统国家形式生存了数千年，至少在东亚社会占有主导地位，并为当时的很多国家所仿效和学习。 　　然而，自从欧洲建立基于民族主义之上的近代国家之后，中国传统国家便很快失去了竞争能力。欧洲列强一来，中国传统国家开始衰落。如何拯救和重建国家？晚清以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从西方输入各种名目繁多的主义。但很多主义很快就被淘汰，只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土地上不仅生存下来，而且得到具有本土特色的发展。 　　中国的民族主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建立在不同的民族主义心理之上。在“五四运动”以后的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中国民族主义的核心目标是“富国强兵”，就是如何追求强大和富裕。表现在政策上，就是如何通过内部国家建设，让国家再次成为强国，在国际舞台上得到中国应当得到的地位。 　　通过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起码在经济上已经是相对崛起了。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实现了“富国强兵”的民族主义目标。在这个背景下，民族主义的主要问题变成了如何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展现中国的富强。 　　与此相呼应，可以看到两种典型的民族主义心态。在长达一个多世纪里，中国民族主义心态的主题是“百年耻辱”，“雪耻”也就成为民族主义的目标。但在中国实现了“富国强兵”目标之后的今天，尽管还有非常多的问题需要解决，民族国家的建设还远远没有完成，一种新的民族主义心态已经浮现出来。 　　一些年轻人甚至官员中间，开始表现得过分自信。过分自信的心态使得这些人看不到国际政治的现实情况。他们真诚地相信，国际社会应当接受中国的崛起，并且给予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当有的地位。一旦当西方拒绝中国的崛起，或者不尊敬中国的时候，民族主义情绪油然而生。 　　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波民族主义如此强烈的一个重要原因。举办奥运会是中国崛起的一个主要标志，但它在西方却遭遇到覆盖面很大的抵制。进而，抵制奥运的事件发生在主要西方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和美国，而这些都是中国人传统意义上的“列强”。如此，那种“百年耻辱”的心情很自然被刺激起来。“百年耻辱”心态和年轻一代的过分自信，两种情绪有机地结合到一起，造就了新一波民族主义。 利用民族主义继续改革开放 　　一种健全理性的民族主义必须克服“耻辱”和“过分自信”的心态，自尊而不自卑，自信而不骄傲。 　　民族主义不可避免，也没有必要对此感到过分恐惧。近代主权国家产生以来，所有国家都有强大的民族主义思想。但有好的民族主义和坏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既可以成为建设国家的强大的心理力量，但也可以成为国家间冲突甚至战争的根源。 　　中国要建立的是好的民族主义，而必须避免坏的民族主义。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要实现民族主义的转型。 　　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两代领导人非常理性地引导了中国民族主义。毛泽东是个民族主义者，他把民族主义引导到建立一个新国家上。毛泽东之后，邓小平也是民族主义者。 　　邓小平所说的“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是其民族主义的直接表述。在邓小平的民族主义里，爱国就是要把国家的经济搞上去，把民众从贫穷社会主义那里解脱出来。从历史角度看，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做得很成功。没有他们的理性民族主义精神，中国很难实现“富国强兵”的民族主义目标。 　　在中国实现了“富国强兵”目标之后，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