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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党外代表人士有关建议 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进程不断加快，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经济、政治、文化领域中的问题在社会领域集中反映出来，对党委和政府社会管理领域的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党外代表人士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与社会管理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在协助区委区政府参与和服务社会管理过程中具有独特的优势，能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党外代表人士在协助参与和服务社会管理中具有的作用 （一）党外代表人士具有联系广泛、渠道畅通的优势，能够发挥反映民愿、引导民意的作用。党外代表人士包括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代表人士。据初步统计，目前我区党外代表人士共有362名。其中，党外人大代表51名，党外政协委员105名，工商联执委以上成员（党外）46名，民主党派支委以上成员28名，无党派代表人士132名。他们来自文化、教育、科研、医疗卫生、经济和港澳台侨、民族宗教等社会各个方面，行业分布广泛，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和广泛性，又各自联系着某一方面的广大群众。同时，我区党外各界人士还具有社团组织网络优势，目前已建立了海外联谊会、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各行业商会、台胞台属联谊会、佛教协会、基督教“两会”等社团组织。他们一头联系着基层群众，一头联系着党和政府，诉求表达渠道畅通，是体察民情、反映民意、密切党和政府同群众联系的重要渠道，是当前社会诉求表达机制、权益保障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能够发挥反映民愿、引导民意的作用。多年来，党外代表人士积极通过人大议案、政协提案等方式，反映社会管理领域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并有针对性的提出意见建议，如2011年区“两会”期间，党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共提出议案、提案150件，其中不少涉及社会管理工作，为区委区政府了解掌握和解决有关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二）党外代表人士的“党外”身份，位置相对超脱，能够发挥“助听器”、“润滑剂”、“减震器”的作用。党外代表人士以其“党外”的身份，位置相对超脱，角度独特，区委区政府听不到的声音，党外代表人士却可能听到，可以起到“助听器”的作用。党外代表人士各自本身就是某一群体群众的代表，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沟通思想更容易被广大群众接受，可以起到“润滑剂”的作用。例如在我区一些宗教场所拆迁过程中，宗教界代表人士在做好有关场所信教群众工作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优势和作用，起到了机关干部无法起到的正面效果。党外代表人士由于位置超脱、视野开阔，既可以为党和政府提供从其他渠道难以获得的信息支持，也可以为广大群众了解区委区政府工作提供独特视角，能够在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理顺情绪、维护社会稳定中起到“减震器”的作用。 （三）党外代表人士在开展对外联系交流交往方面，能够发挥独特作用。党外代表人士具有对外联系交流广泛的重要特点。这一点，作为“宁波帮”发源地的我区来说更为明显。比如我区致公党支部是以归侨、侨眷中的中上层人士和其他有海外关系的代表性人士组成的；又如区知联会成员中，很多具有海外留学、工作的经历，他们都有着广泛的海外关系，在对外交往方面具有独特作用。同时，我区作为教育强区，中科院宁波材料所、宁波大学等又是近水楼台，在这方面具有良好的基础。因此，要引导党外代表人士积极拓展与广大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的联系，推进经济、科技、文化、卫生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和人员往来，引进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帮助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更好地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不断扩大交流规模，不断拓宽交流领域，不断丰富交流内涵，通过学术交流、出访、接待来访等形式，加强与海外的交流联系，为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和谐世界而积极工作。这两年建立起来的香港镇海青年联谊会、美国加州镇海留学人员联络站已经开始发挥积极作用。 ?二、党外代表人士在协助参与和服务社会管理上存在的不足之处 （一）基层党外代表人士参与和协助社会管理的知晓度、影响力还比较浅。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党外代表人士工作宣传度不够广。基层群众对党外代表人士的范围、作用、构成情况了解甚少，尤其是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群众认同度、自我认同度不高，阶层意识、代表意识不够强，甚至还有误解为被“标签化”的想法。二是党外代表人士参与基层管理的平台不够多。目前基层党外代表人士总体上数量还不是很多，虽然不乏优秀人士，但参与基层管理的政策、措施和形式，还不很健全和畅通，与基层群众接触交流的机会和平台明显不够。 （二）基层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结构比较单一，参政议政的综合能力不足。党外代表人士在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等方面发挥了积极有效作用的同时，也反映出单一量少的不足。一是参政议政的主观意识尚显不足。表现在与基层群众的要求有距离，沟通交流还不多，履职能力和责任意识还不够，个别成员把党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