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概论》之文学创作讲义.doc

文学创作 本章集中阐述文学创作问题。文学创作是整个文学活动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因为只有通过创作作家的情感体验与社会生活经验才能变为文学作品。在这一章里，我们将探讨文学创作活动本身的规定性和作家素质问题、文学创作的主客体关系问题、创作心理问题、创作过程的艺术构思以及创作的审美理想等问题。简言之，通过这一章，我们试图阐明作家创作活动的主要环节与一般规律。 第一节文学创作与作家素质 一、关于文学创作的几种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 文学创作是古今中外文学理论所探讨的基本问题之一。但是由于人们的文化背景与观察问题的角度、层面不同，以至于出现了各种截然不同的理论观点。这些观点一般都从某个侧面揭示了文学创作的某种规律与特点，但也往往带有明显的片面性。为了更好地总结前人的理论成果，以便能够更准确地把握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在我们开始探讨文学创作的规律之前，有必要对前人有关文学创作的几种主要理论观点略作评述。 （一）感物说 中国古代诗论家认为，诗歌创作乃是诗人心灵与外在景物相互触发、彼此整合的过程。这种观点滥觞于《礼记·乐记》关于乐的论述。《乐记》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毛），谓之乐。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这是对音乐产生过程的准确描述，同时也是对诗歌创作过程的准确描述。其基本意思是说，凡音乐的产生都是因为人心受了感动，然后表现于声音的。 到了魏晋六朝时期诗论家们就用几乎相同的言词来论及文学创作了。陆机《文赋》说：“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慨投篇而援笔，聊宜之乎斯文。”这是对文人“感物”过程的描述：随着四季交替，万物都不断变化，贯于春感秋悲的文人墨客就会在自然景物的变化面前发生情感的变化，并从而发为诗文创作。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钟嵘《诗品序》亦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 刘、钟二人的话可以说与陆机一脉相承。此后历朝历代都有人坚持这种感物说。直到明末清初王船山著名的“情景”之论，可说是集此说之大成。这种感物说的主旨在于强调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主体心灵与客观景物之间相互作用的重要性。 诗人、作家受外物刺激而激起创作欲望，但“外物”并不仅仅限于自然景物。社会生活中的诸种事件也同样可以成为激起创作欲望的契机。司马迁的“发愤著书”之说就是针对自己身受统治者迫害而言的；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也是指社会生活中不合理的事对作家创作欲望的激起作用。所以对于“感物说”不能做狭义的理解，应该看到“不平则鸣”与“触景生情”之间的内在联系。 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感物”说是对文学创作规律的深刻把握也是古人的经验之谈。即使在今天，这种理论也还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当然，这种观点主要是就抒情作品，特别是诗歌而言的，但如果做宽泛理解，则“有感而发”亦是一切文学创作之通则。 （二）养气说 这种观点起源于先秦儒家代表人物孟子的修身养性之说。孟子提出“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的说法，认为人的道德修养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他所谓“浩然之气”是指一种道德精神，这本与文学创作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后来到了大文学家韩愈那里．“养气”被理解为一种决定文学创作活动最主要的环节了。在那篇著名的《答李翊（益）书》中，韩愈指出；“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叶），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这就将文学创作的根本之点确立在人的道德修养上了。而道德修养的工夫也即是“养气”。所以韩愈在同一地文章中又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这就是说，文学创作的过程首先是一个在道德精神方面自我砥砺的过程，一旦道德人格达到一定的境界，则援笔为文就可以任意挥洒，莫不恰到好处。这无疑是对孔子“有德者必有言”之说与孟子“养气”说的继承。 宋代的苏辙也提倡“养气”说。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其云：“……辙生好为文，思之至深。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这意思是说，文章不是刻意学习就可以写好的，但只要有足够的“气”，就可以写出好文章来，而“气”是可以靠个人努力来培养的。这同样是将“养气”当作文学创作的根本之点了。与韩愈不同的是，苏辙的“养气”不仅仅限于道德修养，更包括游历与见闻，所以他所谓“气”也就不仅仅是道德精神了。 “养气”说的确在一个方面抓住了文学创作的要害之处。因为只有胸中有可说之事，下笔才可能有感人之文。但这种观点又无疑是不全面的，因为文学创作还需要有特殊的才情与专门的技巧，这些都不是“养气”所能涵盖得了的。 （三）“胸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