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管理方式探析.docVIP

2013广东民政论坛三等奖论文 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管理方式探析 广州市救助管理站市区分站 覃汉鹏 内容摘要：从《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到《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以及《实施细则》的出台，是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一个重要变革，从实践来看，新的救助模式更加注重人权，有效维护了城市的社会治安，有力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但也存在着种种问题，在肯定新制度的进步意义前提下，分析当前救助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救助管理制度的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流浪乞讨人员 救助管理 改革 2003年6月20日，国务院出台了相关救助管理规定，8月1日《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正式生效，这标志着收容遣送制度的终结。从《收容遣送办法》废止及《救助管理办法》的颁布，仅历时3个月，这在我国法制史上是十分罕见的。新法规将过去的“收容遣送”改为“救助”，不是简单的名词变更，而是制度的改变，观念的进步，是对人权的尊重。这部法规重新考虑我国经济社会秩序的现状及我国人权状况的发展形势，建立流浪救助制度，从法规上平视受助对象，体现了政府执政理念由管理向服务的转变，以及政府对公民生存发展和人权问题的高度重视。 《救助管理办法》的颁布以及实施，体现了建设文明社会的必须，政府从“以人为本”的理念出发，着重保障人们基本生活权益，保护人们的“生存权”。但由于《救助管理办法》从起草到颁布实施的时间紧紧只用了几个月，时间过于仓促，许多问题没有落实到具体，同时经过十年来的实践，《救助管理办法》暴露出种种缺欠与不足。 新的救助模式在实践中所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 求助对象的范围过窄。如果严格按照《救助管理办法》实施，很多人不符合救助。按照政策规定来甄别救助对象，能够同时符合实施细则中所规定的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无亲友投靠，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者农村五保供养，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的人员等四个条件的人员很少。目前来救助站救助的人员当中大部分是流入城市务工不着、寻亲访友未果、出门在外遭遇偷盗、长期上访无力解决生活问题等临时有困难的人员。严格来说，他们并不是《救助管理办法》里所规定的救助对象，但在现实中，救助站往往会承担起对他们的救助义务，救助站面对这些前来救助的人员，往往会出于人道主义而做出变通处理。 求助对象甄别难度大。救助人员人数多、来源广、背景复杂、动机多样化，有的求助对象故意编造虚假姓名地址，隐瞒真实身份；有的装聋作哑，拒绝回答工作人员的询问，使甄别工作量巨大，许多前来救助的人员拒绝告知家庭的相关情况，有些人员的户籍地处偏僻，求证难度大。求助人员是否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者农村五保供养就更难甄别了。同时，救助管理系统与公安部门的户籍系统无法联动，如遇到提供假信息往往无法核实或核实的难度较大。这就造成了甄别的时效长，造成了大量求助人员滞留救助站。 缺乏执法依据和执法手段。救助站存在只有服务义务，无执法权力的尴尬。自收容遣送改为救助管理之后，救助站对流浪乞讨人员失去了约束力，是否到救助站救助由求助人员决定。在没有强有力的措施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监控和管理下，流浪乞讨人员更倾向于自由乞讨。潜在的流浪乞讨人员不愿意在艰苦的岗位受苦受累，宁愿到街头寺庙自由乞讨。目前，广州市有部分正在外流浪乞讨人员都不愿意接受救助而继续选择在街头流浪，他们认为救助站管理太严，没有自由感，同时越是天气寒冷，在外乞讨就越博得人们同情，因而收入会越高。这些职业流浪乞讨人员拒绝接受救助，救助站无权强制带离，但如果不管又无疑会被公众质疑“不作为”，救助站就陷入了无法管、又不能不管的两难局面。有些求助人员喝醉酒，肆意闹事、打架斗殴的事情时有发生，救助站、公安机关、城管等部门在管理中，均存在缺乏执法依据和执法手段的问题。 危重病人、痴呆傻人员、老年人、流浪儿童、严重精神病患者等特殊救助对象存在难安置的问题。按照救助站临时性救助的性质，且按照《救助管理办法》危重病人和精神病人都不属于救助范围，但在实践当中，这都是无可回避的问题，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救助站都会主动救助。但由于健康情况、智力水平等种种原因，这类人员中绝大部分无法查询到监护人和常住人口所在地，而且很大一部分是被家庭有意抛向社会。这类人员大多数居住在偏僻的贫困山区，他们不能提供准确的家庭住址及其家属信息，无法及时了解核实他们的情况也无法同其家人和亲属联系。即使有时找到了他们的住址和亲属，有些亲属也不愿意接回，流出地民政部门也不派人来接。这些滞留人员不仅挤占了有限的临时救助资源，而且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予以照料，严重影响到救助管理机构公共服务能力的发挥。 职业跑站、重复救助现象突出。有些救助站管理过松、或者核实不到位，救助人员想去哪里就给到哪里的车票，有些人就专门钻空子，往全国各地救助站跑，做起免费的旅游。户口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