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我国学前音乐教育发展概述.docVIP

20世纪我国学前音乐教育发展述 这一时期是我国近现代儿童音乐教育从萌芽进入初步发展的时期，在音乐史上被称做“学堂乐歌时期”。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影响下，当时的学校音乐教育特别强调思想道德教育功能。这一点，可从当时著名教育家们的论著中得到证明。 如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康有为就主张：要让孕妇经常听到音乐，自由地演唱或演奏音乐；在育婴院及慈幼院中，要让婴、幼儿学唱充满仁爱之心的歌曲。可见，作为我国乐教的重要传统──在胎教和幼教中强调音乐之德育功能的思想，在当时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作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不仅提出了军国民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育“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大力提倡美感教育，宣传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审美教育应相互结合发挥“情感陶冶”作用，还具体提出：刺激性太强的、萎靡不振的、太复杂吵闹的……都不宜选作学前音乐教材之用。 在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倡导的“生活教育理论”中，健康生活、劳动生活、科学生活、艺术生活、改造社会生活等五大生活领域共同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锄头舞歌》等由陶先生亲自撰写的儿童乐歌对学前儿童的教育影响甚至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学前教育家张雪门认为：音乐教材要与儿童的生活有关，要有民族性，要简单而完美，适合儿童的需要与能力，容易引发儿童的情感共鸣。他还特别强调：要给儿童更多的自己体验、自由发表和自由创作的机会；不应该为了追求形式上的成绩而勉强儿童单纯地机械模仿教师的范例。 学前教育家陈鹤琴也认为：音乐的真正价值，在于我们和音乐接触，可由节奏的美，使肉体和精神起共鸣共感，而表现节度的行动；由和声的美，使人感到调和统一，而养成调和性；再由旋律的美，使人感到永久的统一，而养成统一性。我们要凭着音乐的生气和兴味，渗透到儿童的生活里面去，使儿童无论在生活、工作、学习或劳动的时候，都能有意志统一、行动合拍、精神愉快的表现。他还曾明确地强调指出：由内心而歌的精神活动是第一重要的意义，突出技术的重要性，强迫儿童学习特殊的音乐技术是很不合理的。 二、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 这一时期，学校音乐教育一方面继承了思想道德教育的传统，另一方面日益增强了对音乐知识技能的重视程度。 50年代初期，在全面学习苏联经验的大背景下，我国学前教育工作者也开始努力吸收当时苏联的各种学前儿童教育教学的理论。但审美教育和道德教育并重的传统思路还继续被继承下来。如在1953年教育部颁布的《幼儿园暂行规程（草案）》中所规定的教育目标就包括：1．培养幼儿爱好音乐的兴趣，发展幼儿的音乐听觉和韵律感觉，2．培养幼儿正确的声音、歌唱、表演、舞蹈，并陶冶其活泼、愉快、热情、勇敢等康乐精神，3．培养幼儿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等国民公德，以及团结友爱的集体主义精神。 50年代中期，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教育部组织编写了《幼儿园教育工作指南》。《指南》特别强调了要全面、系统规范地进行各类作业，其中当然也包括音乐作业；强调了要进行必要的技能技巧训练；强调了要确保每一个儿童都能掌握所学的歌曲和舞蹈。这个《指南》虽未能正式颁发，但由于它是当时我国整个教育观念发展主流趋向的产物，所以，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以双基为核心”的深刻影响。 三、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期的学前音乐教育 这一时期，由于受“文化革命”的影响，音乐的政治教育功能被推举到了最为突出的位置上。学前儿童主要是通过参与社会政治活动中的音乐表演实践来接受音乐教育的。 对这一时期的教育，可用“十年浩劫”来评价。但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其一是“能者为师”的实践方式，改变了教师──学生单向信息流通的训导方式，形成了教师──学生，学生──学生，学生──教师多向信息交换的学习方式；其二是“真实排练演出”的实践方式，改变了以知识和技能为核心的教学内容组织方式，不再把练声曲、练习曲和基本动作训练组合作为学习内容，形成了以艺术作品为直接学习对象的方式。当然，极端化的政治宣传内容是幼小儿童所难以理解和接受的，像成人专业团体一样专门从事排练演出，对幼儿身心健康发展也不利。 四、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末期 70年代末，受“改革开放”的影响，智力教育、创造教育第一次被明确提出，并逐渐成为我国国民音乐教育的首要目标。这时，学校音乐教育的研究越来越热衷于探讨如何通过音乐知识、音乐概念和乐谱读写等教学来开发智力；社会音乐教育则越来越相信通过乐器学习可以促进智力开发。同时，创新教育也日益成为这一时期音乐教育研究和实践的热点。 80年代末以来，社会对教育发展的新需求引发人们重新认识音乐教育的功能。尤其是随着对外文化交流的日益扩展和深入，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音乐教育理论及实践体系不断地被介绍到国内来，进一步激发了有关人士变革我国普通音乐教育现状的热情。这一时期我国音乐教育有三个特征： 1．学校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