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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正价值取向 铸就不朽业绩 政绩是施政者之业绩。政绩是智慧的结晶、素质的展示、能力的反映、奋斗的结果，是衡量领导班子、领导干部水平和作为的重要标尺。端正价值取向，铸就不朽业绩，是我们党执政兴国为民的题中之义，是党的领导干部履行宗旨义务、实现理想抱负的执著追求。我们要树立和践行科学的发展观、正确的政绩观，努力创造无愧时代要求、人民期望的业绩。 一、从儒家的“三不朽”说起 儒家提倡立德、立功、立言，谓之“三不朽”。 立德，就是要有好的德性，为人师表，做人楷模。孔子说：“为政之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孔子把掌权者的道德状况比为风，把民众的道德状况比作草，认为风往哪边吹，草就会向哪边倒。“为君不君，为臣不臣，乱之草也”；“官德降，民风乱”。官吏、行政人员直接掌握权力，其道德风貌为大众关注，起着示范效应和导向功能，影响着民德民风。故历代都要求官吏们“正心”、“诚意”、“修身”、“齐家”，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目标。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范仲淹先忧后乐，张载民胞物与，均主张用大我压小我、小我为大我，非常高风亮节。历史上的许多人，像吕蒙正，当了宰相，生活仍然很清苦，包公也是清俭到了极点。讲儒家文化，包公成了一个标杆。宋朝的赵清献，人称铁面御史，对谁都不买账，做官清正，政简刑清，监牢里无犯人。历代诸多名臣都很节俭，有的死后连棺材都买不起。这就是俭的典型，也是德的一面，树立了好的风范。 立功，就是要多行善事、为民谋利，以流芳千古。中国古代，有一种谥法，就是给一个人死后的定论。过去为官的，最怕留下身后骂名，连累子孙抬不起头。皇帝死了，由大臣集议，史官作评语，来进行褒贬。像汉朝的文帝、武帝，称谓“文”、“武”，就是谥号。“哀帝”就惨了，“献帝”也有悲哀之意。王阳明加谥为“文成”，曾国藩称曾文正公，“文正”两字，是清朝给他的谥号。上下五千年历史，纵横十万里国土，死后能有“文成”、“文正”评语的，最多一二十个而已。所以中国人做官也好，做事也好，其精神目标，是要对后代负责。日本明治维新人物伊藤博文讲：“计利要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就吸收了中国文化的东西。“急功近利图眼前，哪管他人骂不休”，“死后是非谁去管，生前拼命自宣传”，不是我们的文化，不是我们的追求。战国时期，秦蜀郡守李冰父子，率众修建了世界上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水利工程都江堰。自从有了这个扬子江上游的伟大工程之后，2250多年来，才有了成都天府之国的五业兴旺。李冰父子的千秋功业，实在可作为名臣出山从政的最好典范。苏轼的安澜西湖，李春等人的河北赵州桥，也都是功德无量、惠泽后人的政绩工程。 立言，就是留下好的思想、著作、文字作品，供后人研究、欣赏。中国历史上，文哲、文史、文政不分的情况比较多。许多诗人、文学家兼为哲学家、政治家，历史学家也同时是文学家、哲学家，大政治家为大文豪的也不少。苏东坡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就涉及哲学问题。司马迁的《史记》，是集哲理之大成。唐代的诗很兴盛，与唐太宗的喜好有关，明代的对联繁荣，与朱元璋的偏爱有关。古人有言：“但在流传不在多”。清代乾隆年间，主编《四库全书》的纪晓岚，虽学识渊博，但少有著述。他认为“世间的道理与世情，都在古人的书中说尽，现在如再著述，仍超不过古人的范围，又何必再多著述”。所以，纪晓岚一生中，只编书不写书。诸葛亮一生，虽不以文章名世，但他的两篇《出师表》，非文学的文学作品，却成为千古名著。曹雪芹的《红楼梦》，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立之言，要留传下去，并非易事。拿现在来说，几十年来，不知出版了多少著作，但能放到书架上保留二三十年的，又有几本书？尤其是如今流行的文章，有的没人看，有的看完就丢，只有几分钟的寿命。所以立言留传是很难的，清代诗人吴梅村说的不错：“饱食终何用，难全不朽名”。 这三不朽，是一种理想境界，一种价值追求。能一立者不错，能两立者更好，能三立者最佳。事功、道德、文章，实难兼备，不必太苛，最重要的是有真实感，有可靠性，有生命力。有的人，可以做官，未必能为人；有的人，只可谈其文，不必说其人；有的人，大可说其人，不必论其学。人才到底是难三全的。 二、我们为什么要发展 发展的道理，可以讲****万条，归根结底，就一条，是为了人。 人要生存，就要生活。要生活，就必须生产。马克思把这个命题，作为考察社会发展的基本出发点，确立了物质生产劳动是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第一个前提。这种生产劳动，一是以人类为主体。人类按自己的本性、需要和能力及其发展为尺度，去认识、评价并改造一切客体，从而实现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二是以自然为对象。生产实践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自然界也就纳入了实践的范畴，成为人类存在的组成部分。三是以社会为依托。人们在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