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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农民流动状况、原因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对江西省20个村实证调查的一项综合分析*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江西省20个村个案调查结果的综合分析，描述了近代历史上的农民流动状态及其成因，指出造成农民流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争夺不是农民流动的主要成因。并提出正常的农民流动能自发地调节人口大量增长和土地资源紧缺所形成的矛盾，从而对农业生产产生促进和推动作用。解放后至改革开放前这段时期采取的禁止农民流动的政策，反而制约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成为1990年代“民工潮”形成的内部因素。 关键词：农民流动、农业生产、农村研究、中国 一、样本村的基本概况 本课题研究的20个村，皆系非随机抽样选取的样本。它们并不具有代表性、推论性，但具有一定的类型分析意义，即能对我国中部地区特别是江西农村几种不同经济社会状况村的农民流动与农业生产关系进行探索性研究。这20个村都在江西农村，因此这些村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江西农村目前的大概面貌和现实处境。 样本村的经济状况又怎幺样呢？从统计分析情况（见表1）来看，以稻作农业为主体依然是多数行政村产业结构的特征。2002年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在2000元以上的有2个村，占10%；在1500－2000元之间的有7个，占35%；1000－1500元的有6个占30%；在1000元以下的为5个占25%，其中有1个村的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在500元以下。同年，有60%的村集体经济没有纯收入，年收入在50000元以下的村占35%，在50000－200000元的村有15%，300000元以上的村为10%。而且大多数村已负有一定数额的债务，村干部的工作报酬能得到兑现的村只为35%。这些情况基本反映了江西农村乃至中国中部地区农村的普遍性特点。 以稻作农业为主以经济作物为主以林牧养殖为主个体私营经济状况80%10%10%发达村5%，一般村15%，不发达村80% 资料来源：对20个样本村情况的调查 二、近代历史上江西的农民流动 明清以降，闽、粤两省流民大规模入赣，人流的增多带动了物流的增长，江西丘陵和山区中的平静的乡村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勃兴。但这次流民的大“入侵”，也使江西的人口在短时期间急剧增长，人口与土地的压力，加上接连不断的战争，从此拉开了江西农民流动的序幕。 “安土重迁”是中国农民突出的心理特征。受这一传统观念的影响，在中国乡土社会广大农民惮于远徙。但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由于受自然和社会条件的影响，在传统农业社会中，战乱、灾荒、虫害和瘟疫频繁发生，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和流徙。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本以走向衰落的晚清帝国，在经受西方坚船利炮的打击后，开始进入内忧外患的社会动荡期。处于中国中部地区的江西，虽然多为丘陵和山峦，农民的生活并不富裕。但由于其位于长江中下游地段，每一场战争都不可幸免。因此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江西农村进入了一个由战争主宰的剧烈的社会动荡期。其中尤以太平天国、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这三次战争对江西的影响最大。 20世纪初，积孱积弱的满清帝国象沉于西山的落日，走到了它历史的终点。辛亥炮响，全国咸与维新，江西各县的上空也相继飘扬起民主共和的旗帜。民国初期，江西各县政局还算稳定，地方治安依赖地方武装，尚称安靖。袁世凯反行逆驰复辟帝制失败后，军阀割剧与混乱的战火从此在江西南北大地蔓延，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深重的灾难。动荡的政局，不仅迫使商家和富户纷迁避祸，也堵塞了下层百姓的谋生之路，众多下层百姓“迫于生活无奈，不得不落山为寇”，败退的小股军阀部队又往往与他们沆瀣一气，这样就干起剪径打劫和绑票吊参的土匪生涯。如我们调查的样本村――东林村，当时就是这种状况，兴国到梅县要从东林村经过，在苏区革命前，“路上不安靖，民团、靖卫团时常搜抢客人身上的钱物”。 [3] 与此相对应的是，囿于革命势力的强大与广泛影响等因素，江西广大农村的大多数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和保卫苏区根据地的军事斗争。大批青壮年踊跃参加工农红军或加入赤卫队等地方武装，或在各级苏维埃政府工作；于是在苏区到处出现父母送儿、媳妇送郎参加红军的景象。古竹村唐氏当时就有50名青年跟着该村的唐学理、唐得勇参加了革命，占当时唐氏青年人数的55.4%，还有20多人在各级苏维埃政府工作 [6]；东林村也有20多名青年农民参加了工农红军。1930年10月毛泽东对兴国8个农民家庭的典型调查中，8户人家有16－48岁的青壮年31人，其中共有14人在乡政府、红军预备队任职和外出当红军，约占45% [7]；在1928－1934年间兴国县共有80000万人参加了红军 [8]。这足以看出，当时在赣西、赣南的湘赣边区和闽粤赣边区农村劳力参军参战的广度和程度。从我们调查的处于苏区的7个样本村1934年底红军长征后的人员结构状况，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