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色差距与角色调适：乡镇政府对农民权益的保护.docVIP

角色差距与角色调适：乡镇政府对农民权益的保护 ——来自塘镇的调查 摘要：农民权益是指农民应享的权利与应得的利益。农民权益的保护不仅体现在农民权益的维护上，还应体现在农民权益的建设上。通过塘镇旨在分析乡镇政府由农民权益的保护者沦为农民权益的直接侵害者、转嫁者以及农民权益建设的无为者是其所面临的角色知觉程度、角色冲突和角色紧张所致。改革乡镇政府，保护农民权益，在于乡镇的角色调适，实行乡镇自治。 关键词：角色差距角色调适乡镇政府农民权益 农民权益是指农民应享的权利与应得的利益，主要体现为经济权益与政治权益，不仅仅是指经济利益，也不仅仅是指农民负担。 由于农民的弱势，农民权益流失已是不争的事实，如何保护农民权益已成为学界与社会的热点话题之一。关注农民权益保护不仅体现在农民权益的维护上，还应体现在农民权益的建设上。前者即保证农民权益不受侵害，是一种被动、消极的防御性保护，主要是对农民显性权益侵害的保护。后者即为农民创设更多的权益，也包括为农民权益保护主动创设条件，争取农民隐性权益的实现，是一种主动、积极的建设性保护。这其中的显性权益是指被农民以及社会认识到并确认的权益，比如：农民负担过重、社区政治民主参与等；隐性权益是指还没有被农民以及社会确认和认识的潜在的权益，比如：与市民相比而所享受不到的公共管理与服务等。显性与隐性是相对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或一些外部刺激，隐性权益会逐渐被农民确认和认识从而成为显性权益。比如，“非典”的爆发逐渐开始让社会广泛关注到农民的公共医疗服务权益，农民的公共医疗权益开始由隐性转为显性。从隐性权益成为显性权益同样是农民权益保护，并且是一种深层的权益保护的第一步。只有让农民和社会意识到了其权益状况才能进行有效的保护。 可是，参考借鉴农村研究者的调研资料，笔者在塘镇多次长时间调研发现，乡镇政府不仅尴尬面对农民权益的维护，而且无力面对农民权益的建设，存在较大的角色差距。角色差距指的是领悟角色指导下的实践角色与期望角色（理想角色）之间的差距。角色差距的存在是角色扮演者适应社会并成为合格的社会单元以及社会融合与秩序的重大障碍，其产生主要与角色知觉的明确程度、角色冲突、角色紧张和角色期望几个方面的因素有关。由于乡镇政府在制度设计上的这种角色期望——农民权益的维护者和建设者——并不是不可实现的，也是合理的，下文试根据实地调研具体分析乡镇政府在角色知觉、角色冲突、角色紧张三方面产生角色差距的原因。 角色差距：乡镇角色变异 第一，角色知觉：乡镇政府成为具有独立利益的集团使得乡镇政府成为农民权益的直接侵害者。 中国的乡村社会正发生从“整体社会”向“利益社会”的转变。在改革开放前的总体性社会结构中，乡镇政府基本上没有自己独立的利益，其角色知觉依附于强大的集权政治系统，是一种“代理型政权经营者”，农民权益也处于一种隐性状态。改革使政府间的利益分化，特别是分税制的实行，使乡镇政府与社区的利益分化，乡镇政府成为具有独立利益的集团，它集多重角色于一身，既是国家利益的代理人，又是谋求自身利益的行动者，成为“谋利型政权经营者”。[3]乡镇政府也就可能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国家和上级政府的政令，从而产生了角色知觉的偏差，过于注重乡镇政府集团的利益，而淡化农民权益保护者的角色。下面以塘镇计划生育工作为例。 实行计划生育是一项基本国策，计划生育工作是我国乡镇政府工作重心之一。不折不扣地实行计划生育，严格控制农村人口增长，提高农村人口素质，对于农民的整体、长远利益来说是理性的，也是对农民权益的一种保护。但是由于乡镇政府成了具有独立利益的组织，在对待计划生育工作上，也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色彩。对于政策法规想方设法尽可能地变通，从本来应是投入的计划生育工作中获益， “罚”字当头，具体表现为“放水养鱼”。 在落实节育措施，控制违法生育上采用文件应付检查，而在征收社会抚养费经济指标的完成上却人人有责，从管理区到驻村干部逐级包干，并明确比例分成，把收入任务与干部职工工资、奖金挂钩。干部为了保工资，为了完成任务，对那些本要流引产的对象只要交点保证金，或什幺押金就行。有的乡镇干部工资都没有着落时竟然开着在农妇常规孕检时偷偷人工受精然后去罚款的玩笑。 正因为这样，本来要落实手术的则收了保证金后，拖延时间，给违法生育留下隐患，本来要参加孕检的却收妊娠保证金，最终造成违法生育发生。这样抓计划生育，无疑是以鼓励生育来获取罚款和征收社会抚养费。 在这种情形下，计划生育工作的成效可想而知。由于乡镇政府的“谋利”使得计划生育工作流于形式，农民的权益被无形中侵害。 可是，戏剧性变化也开始发生了。在2003年5月的地级市抽样检查，塘镇的计划生育工作成为了全（县）市倒数第一。计划生育工作实行的是“一把手负责”、“一票否决”，这关系到领导的名誉及职位升迁。于是塘镇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