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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廉政公署专员绝不容忍贪污 专访廉政公署专员绝不容忍贪污 XXX：1974年，据我所知，XX并不是第一个有廉政机构的，但当时我们采取“三管齐下”的策略去打击贪污是非常独特而有效的。经过30年，我们自己发展了一套反贪的策略，成效有目共睹。 但就反贪问题而言，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因为不同国情而有不同的反贪策略，比较多的国家和地区，反 贪机构主要对付政府和公共机构的贪污，而XX廉政公署既负责处理政府部门、公共机构的贪污，也应付处理私营机构的贪污问题。我们采取的是一种比较全面的反贪措施，过去10年我们做出了一些成绩，现在很多地方都采用了我们的模式，每一年来廉署取经的国家或者地区的反贪机构很多，亚洲、非洲、欧洲国家都有。 人物周刊：按照权力来源于谁就对谁负责这一基本的法理原则，你由特区行政长官任命，并只对其负责。而如果特首涉嫌贪污受贿，你有权力查处他吗？ XXX：有。XX是一个法治的社会，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机构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特首也不可以。他同其他普通人一样，如果特首犯了法，也要受到法律的约束。 在《基本法》里有明确规定，特首要廉洁奉公，这是对他的要求。《基本法》同样规定，如果有不法的行为，有一个程序去处理他。《基本法》第47条规定，XX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必须廉洁奉公、尽忠职守。行政长官就任时应向XX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首席法官申报财产，记录在案。《基本法》第73条规定，如立法会全体议员的四分之一联合动议，指控行政长官有严重违法或渎职行为而不辞职，经立法会通过进行调查，立法会可委托终审法院首席法官负责组成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并担任主席。调查委员会负责进行调查，并向立法会提出报告。如该调查委员会认为有足够证据构成上述指控，立法会以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可提出弹劾案，报请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基本法》定下了一个程序，如果有其他的违法的行为，我们作为执法机关，也是依据XX的法律处理。 人物周刊：这个关系就微妙了，按照我们一般的理解，你是受行政长官领导和指挥的，同时又对他有制约，那你们平时是什么样一种工作状态？ XXX：很简单，根据《基本法》，我是向行政长官负责的，我只对他一个人负责。平常我当然有责任定期向他汇报我们的工作，但是他从来不过问我们具体的事务，我们是非常独立的。 把廉洁的价值观种下 人物周刊：XX是一个廉洁之都，XX公务员队伍能保持廉洁主要是因为什么？难道就是“因为有了ICAC吗”？ XXX：(笑)我想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方面，我觉得是政府有一个健全的制度，这很重要。贪污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实现了合法的程序，制度是透明的，是有问责性的，这些制度性的腐败可以降低到最少。 第二方面，我们的政府对贪污采取的态度是“零度容忍”，即是说如果有贪污的行为，我们绝对打击贪污。 第三方面，也离不开我们过去30年对公务员不停地教育、推广廉洁问责文化等一些教育活动。有了一个好的制度，还要有一个诚信的文化，有一个有效的执法，三方面的配合，想贪污也得考虑一下机会成本，值不值得。只有高薪是不足够的，当然薪酬如果与外面距离太远，贪污的可能会大一些。 人物周刊：以德养廉和高薪养廉是XX公务员制度的一个特点，但多大程度上能实现公务员们普遍的廉洁奉公？ XXX：仅靠高薪和公务员的道德自觉远远不够。每一年我们防止贪污处的同事大概做95个到100个制度性的审查，看政府部门的行政程序和制度，给一些意见，怎样防止和堵塞可能贪污的漏洞，从程序方面去改善，将制度性的贪污腐败减到最小。 另外，我们非常重视公务员廉洁文化的培养，每一年我们跟公务员事务局都要举办很多的讲座和交流，培养廉洁文化。 人物周刊：这是公务员队伍的防贪，如果私营机构想请廉署对自己的防贪制度作一些设计的话，是义务的吗？ XXX：我们防止贪污处之下有个“私营机构顾问组”，我们应私营机构的要求也给一些防贪的意见，每年我们大概应付300多个这样的要求。 另外，我们非常注重在商界推广诚信文化，每一年我们跟XX一些大的商会合办一些活动，通过讲座等形式作一些指引。我们前一个星期刚举办了一个诚信论坛，通过6大商会支持，有差不多1000人参加，通过政府和商界的领袖共同探讨推广诚信的话题，我们每年都做大量的工作，效果很好。 此外，我们也采取一些针对性的措施，比如建筑业，我们会同商会或者专业团体合办讲座和课程，其实这样的培养廉洁文化的教育我们已经推广到了大专院校，大学生在专业的培训过程中，也应该把廉洁的价值观打下。 XXX：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尤其是培养一个人(廉洁)的价值观。关键在于我们不懈地在做，回头看过去30年我们的努力(在各阶层推广廉洁文化)，今天看来，应该算是成功的。简单地比较，31年前廉署还没有成立的时候，看看贪污腐败是多么的普遍，贪污甚至是生活的一部分，去救火要收红包，上医院看病也要 给红包，那时我年纪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