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号文件”开启“反哺时代”.docVIP

“一号文件”开启“反哺时代” “一号文件”开启“反哺时代” “一号文件”的两个系列 《21世纪》：和1980年代的五个“一号文件”以及一个“五号文件”相比，从去年开始的新一轮“一号文件”政策的系列出台，从背景到内容有什么不同？ 刘堪：我是过来人了。1980年代的“一号文件”，我认为解决的问题比较集中，始终围绕大包干这个中心展开的，经营体制的转换是那一个阶段的核心任务。1982年五个“一号文件”出台之后，1987年中央又出台了一个五号文件（它本来也应该是一号文件，因为时间没有赶上，变成了五号文件），这个“五号文件”把过去五个“一号文件”中的主要内容概括了一下，有告别的意思。当时以为，继续采取这种形式出台政策，好象不大适宜了，需要替代以法规、条例的形式，逐个解决问题。那时候文件更多采用纵论的形式，主要目的是要农民放心，让干部有决心执行政策。但是，这种政策性语言执行的伸缩性很大，只适合1980年代那个特定的年代。 吴象：1980年代的一号文件，确定了联产承包责任制，通过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离，使农民掌握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经过十年动乱，整个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当时我国九亿多人口中就有两亿五的人吃不饱饭，这是最大的问题。“一号文件”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很快实现了经济的增长。 当时的“一号文件”讲总的精神，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和生产积极性，但在文件执行过程中，计划体制总的精神是压制农民的，通过廉价收购农民的农产品，利用“剪刀差”实现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但是农民没有分享到工业化的成果。对国务院各个部门、各个下属单位出的文件，老百姓给它一个笼头的称呼叫“二号文件”，“二号文件”更多地体现了部门利益，很多和一号文件是相矛盾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的计划经济下对农业农民的歧视没有从体制上根本改变。甚至一些农民反映，“一号文件很好，二号文件好狠”。 后来，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把体制的问题逐渐解决，但计划经济体制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城乡分割、二元结构的状况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正如同这次“一号文件”开头所讲的，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农业依然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投入不足、基础脆弱的状况并没有改变，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并没有建立，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并没有消除，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明显滞后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观，农村改革和发展仍然处在艰难的爬坡和攻坚阶段，保持农村发展好势头的任务非常艰巨。” 温铁军：1980年代的“一号文件”，既是两次思想解放大讨论的产物，也是贴近农村当时改革和发展实际的大量调查研究的结果。因此，当年提出的政策具有相当重要的实际意义。虽然当年曾经有“三五牌”干部――50年代参加工作，50多岁，50元工资――的阻挠，但大多数农民还是得到实惠的。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利益结构已经形成并且固化，而且农村基层贯彻落实“一号文件”也缺乏载体，因此非常困难。去年的一号文件贯彻，中央政府强调减免税、两减免、三补贴，这些本来是可以落实的，但是到基层去了解，很多农民不知道。实际遇到了就像80年代“三五牌”干部相类似的问题；而且据了解，在各个不同的部委之间，也因为不同的利益而存在执行上的阻力。 前年我说过，本届政府要化解“三农”困境“任重道远”，这说的是后半句话，前半句话其实就是“积重难返”。在去年一号文件出台的时候，有的媒体报道我说“似曾相识燕归来”，但也没有人注意，那前半句话叫做“无可奈何花落去”。也因此，我看这次的一号文件实事求是地强调农村问题严重，有重大历史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回归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思想路线，给我们正视现实奠定了基础。 《21世纪》：相比以前“纵论”的形式，这一轮“一号文件”的特点是，从去年开始，中央高层计划每年的“一号文件”关注“三农”问题的一个主题，最后成为一个“体系”，对于这种形式，我们怎么看？ 吴象：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好，20xx年出台的一号文件，胡锦涛要求把农业放到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即从整个战略上、体制上解决问题，农业不仅是经济工作的重点，而且是全党的工作重点，各部门都要服从，更要解决歧视农民的思想。这个“一号文件”系列比1980年代几个老的一号文件含金量要大，也得到了比较好的进展。过去中央也提“多予、少取、放活”，但是中央财力有限，真正能补贴到农村的钱是很少的。 张虎林：对。20xx年1月胡锦涛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做的报告，明确“重中之重”的说法，标志着中央在战略部署上做出了重大调整。以前提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比较多，但是基本上停留在口号上，用一号文件来落实中央对全党工作的部署，才真正把各个部门的工作重点明确下来，这对杜绝为部门利益、小团体的利益提供了政策保障。 “农民增收”与“提高综合生产能力” 《21世纪》：去年旨在农民增收的“一号文件”取得了哪些成绩？ 张红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