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优先”政策研究论文.docVIP

“调解优先”政策研究论文 “调解优先”政策的反思 作为我国民事审判二元司法方式的重要一环，调解在法院化解矛盾纠纷中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其原因在这种司法方式在当代国情下具有深厚的伦理基础和文化基础，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节约司法资源，有时还能起规避裁判风险的作用。作为中国司法改革的一个点或者说一个缩影，调判关系的变革见证了我国司法界在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司法模式道路上所付出的艰辛和努力，同时也反映出注重公平正义的司法理念与注重功利主义的浮躁司法心态之间、纯正而理性的司法公正原则与混同了政治目标和政治需要的司法口号之间的碰撞与妥协。 纵观新中国民事审判历史沿革，作为解决案件纠纷的二元司法结构，调解与判决之间的关系始终处于此消彼长的状态，经历了从“着重调解”到“重判轻调”，再到如今的“调解优先”，呈现出一种“u”型演变过程。从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的“马锡五”审判模式，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国人推崇司法正当性理念，再到20xx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认可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以及之后以“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为基调的司法改革使“马锡五审判方式”重新回归，”调解优先”作为“矫正司法职业化弊端”的药方，逐渐成为司法系统工作的新主流。 “过犹不及”应成为在我们耳边时时敲响的警钟。当前我国民事审判工作中对调解的推崇和热衷似乎已经有些过了头。20xx年6月28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更是将“调解优先”上升为工作原则的高度。最高人民法院作为全国最高审判机关，它所发布的具有指导意义的政策性文件，配合以各类大小会议的反复宣传、号召，加之全国各地法院为积极响应所制定的各类文件、政策，以及将调解指标作为重中之重纳入审判绩效考核等举措，无形中将“调解优先”原则无限抬高。在法院调解“勃兴”的强劲声势下，调解率呈现逐步上升的态势。在一些法院，调解率已成为一项硬性指标，与法官晋级、升迁挂钩。由此，司法政策和司法实践对调解的强调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审判方式改革以来被边缘化的调解伴随这一轮“新调解运动”而强势“回归”。这将进一步掀起全国法院系统对调解工作的极端不正常“重视”之风，导致民事审判领域出现了不少因之而产生的乱象，势必对今后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带来不利影响，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一、对“调解优先”政策的反思 有学者认为，《意见》本身并非司法解释，“调解优先”也不是简单机械的行政命令，不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其性质应属于特定时空背景下的政策性文件，仅具有倡导性、引导性、号召性的作用，而且是具有应急性的权宜之计，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动摇民事诉讼法中的自愿合法调解原则。 然而，最高人民法院作为全国最高审判机关，它所发布的具有指导意义的政策性文件，配合以各类大小会议的反复宣传、号召，加之全国各地法院为积极响应所制定的各类文件、政策，以及将调解指标作为重中之重纳入审判绩效考核等举措，无形中将“调解优先”原则无限抬高。在法院调解“勃兴”的强劲声势下，调解率呈现逐步上升的态势。在一些法院，调解率已成为一项硬性指标，与法官晋级、升迁挂钩。由此，司法政策和司法实践对调解的强调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审判方式改革以来被边缘化的调解伴随这一轮“新调解运动”而强势“回归”。这将进一步掀起全国法院系统对调解工作的极端不正常“重视”之风，导致民事审判领域出现了不少因之而产生的乱象，势必对今后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带来不利影响，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一） 混同了政治目标，有违宪之嫌 在《意见》中，与“调解优先”相伴的是“调判结合”。这样的提法从逻辑上来看，显然已经将判决放到调解之后的次要位置，仅仅是将之作为调解的辅助来存在。这样的原则是否合法？是否科学？我们有必要来重新了解和认识该原则提出的时代背景和政治背景。 近几年来，在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化解社会纠纷的政治导向下，司法系统应时而动，提出了“能动司法”的应对观念。在民事领域更是在全国各地迅速展开“大调解”运动，“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口号就此应运而生。20xx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提出建立、健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要求法院配合有关部门大力发展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扩大调解主体范围，加强诉前调解与诉讼调解之间的有效衔接，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调处机制，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协调机制等。可见该原则的提出，既有现实政治、司法的需要，也有人民法院远景规划的考虑。 无疑，这样的政治目标是正确而妥当的。在当前中国社会改革转型的关键时期，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如同汹涌的暗流一般，考验着执政党的执政水平和化解矛盾能力。“构建和谐社会”的口号正是适应了这一时代要求而提出，作为执掌国家审判权的人民法院，也应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