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制、土地利用与可持续发展.docVIP

原载《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农地制、土地利用与可持续发展 ——以内蒙古一个村落的六十年变迁为例 胡玉坤 [摘 要] 农地制、土地利用与可持续发展是处于国际学术前沿的一个发展课题。迄今对中国乡村这三者之间关系所做的探究不单缺乏以社区为本的实证研究，而且往往忽视了村落层面非正规制度所起的作用。基于民族志田野调查，该文从历史视野勾勒了内蒙古一个村落以往60年土地利用活动的流变及与之伴生的生态后果，并探究了其背后的制度因素。研究揭示，这个村不断变化的土地利用实践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正规制度与嵌入村落社区的非正规制度交互作用的结果。国家农地制度中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集体行动的弱化、社会资本的丧失以及市场经济的冲击等正规与非正规的制度机制的缺失都加剧了微观层面的不可持续性。这一切都折射了西部乃至全国各地带有普遍性的共同挑战，有助于拓宽并加深对农业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的理解。 [关键词] 农地制；内蒙古村落；土地利用；正规与非正规制度；可持续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 成立农地制度经历了四次巨变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和家庭承包责任制。农地制的每一次变革不仅导致了土地土地之上的其他自然资源的重新配置，而且也引发了土地利用实践乃至乡村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的农地制安排千差万别姚洋将其六类：农户经营+“大稳定、小调整”；山东平度首创的两田制以机械化集体耕作为特点的苏南模式；贵州湄潭县为代表的“生不增，死不减”模式；以浙南为代表的温州模式广东海南的土地股份制。多样化土地制被是国家、集体和个体农民利益平衡的结果。Muldavin）对河南三个村的研究也揭示，自农村经济改革以来，尽管宏观制度环境相同，这三个地方的土地利用模式及其生态后果却迥然有别[2]。鉴于这种时空变异的特性，在国家农地制政策与法律的框架之下来检视乡村居民的土地利用实践及其背后的制度安排就变得十分必要。 农地制、土地利用与可持续发展是处于国际学术前沿的一个发展课题。农地制度被公认为是土地等自然资源可持续管理一个关键性素，因而成为考察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切入点。越来越多研究揭示，可持续发展既受制于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也取决于草根层面的制度实践。自20世纪80年代出现“可持续发展”概念之后，自下而上以社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管理（community-based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备受关注，其中制度安排尤其是社会资本和集体行动在资源可持续利用中的作用常常成为学术探究的焦点。例如，美国学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对前人有关公有资源管理的经验研究了系统的批判性梳理，并对集体行动等制度安排做出了创新性解释，她因在2009年成为世界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一位女性。 可持续从根本上讲是一个政治而不是技术或设计问题，因为可持续性的最大障碍在于地方层面缺乏界定和贯彻可持续实践的制度设计。新制度经济学有关正规和非正规制度的洞见对于探究土地资源的利用与管理无疑是有解释力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Ronald H. Coase）和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C. North）及其所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视为社会的游戏规则并强调经济活动背后正规与非正规制度的重要性。诺思，社会制度是一套决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互动的正规与非正规的规则和规范。而且一项正规制度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得到风俗习惯、传统、行为准则等非正规制度的支持。国家的政策和法律终究有赖于在底层化为现实“乡土中国之不同于城市中国，主要在于大多数传统农区的非正式制度、非规范契约至今仍然是维系农村发展与乡村治理的制度文化基础”。约定俗成的惯习不但源远流长，而且随社会经济变迁不断发生变异。这些惯习常常成为国家正规制度的重要支撑29-30。一个村民告诉笔者的下面这段话也是颇具代表性的：“农村的很多事情什么政策不政策的，说穿了经都是底下念的，光照上面的政策还办不成事情呢！有些事情村里是定了规章制度的，有的只是写写的，没啥用处。”底层民众的首创活动有可能催生国家正规制度的变革。安徽小岗村18个村民按血手印搞包产到户的草根制度创新之举，改写乡土中国土地利用与管理历史。Pretty（朱尔斯 · 普雷蒂） 和 Hugh Ward（休 · 沃德）在自然资源管理的语境下，将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界定为以下四个方面：信任的关系；互惠与交换；普遍的规则、规范和惩戒；相互联系、网络及小组[8]。世界银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关系网络，加上由此而衍生的相互理解共的价值观推动了人群内部以及人群之间的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变量纠纷处理农田建设土地使用与管理活动嵌入正规与非正规制度的运作。新近二三十年，中外学术界不乏对中国土地制度与农地问题的探究。一些国家农地政策及其历史演变。有关耕地丧失和退化对农业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