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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问题研究》2009年第5期 中国反倾销政策的内生性分析 殷秀玲 范爱军( 摘要 贸易政策的“内生”性理论分析大多是基于西方民主代议制的政治框架下，对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是否适用，还不得而知。本文通过对1997—2006中国对外反倾销案件的实证检验，证明中国对外反倾销政策也具有内生性，它的形成是不同利益集团和政府在权力资源基础上的利益表达和利益选择的结果，是不同经济个体和决策者在既定偏好和社会制度下作用的均衡解，但是中国国内利益集团的构成、特征和影响贸易政策的方式完全不同于西方民主代议制国家，最后提出需要改革中国目前的贸易政策决策机制。 关键词 中国反倾销政策 内生性 实证检验 一、问题的提出 主流贸易理论将贸易政策视为提高经济效率（或福利）的一种手段，而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贸易政治经济学认为贸易政策是不同经济个体、决策者等异质性的利益集团在既定社会制度下博弈的结果，政府的目标函数并非是经济效率的最大化。 但目前这种内生性贸易政策的分析基本上是基于西方民主代议制民主贸易政策贸易政策以及Baldwin(1987)对产业损害裁定的决定性因素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工作。他们提出了关于这一问题的分析框架， 将行政保护过程中的制度性特征以及各类政治经济变量作为影响产业损害裁定的因素。此后的文献基本上都是在同样的分析框架内，利用二元回归技术来对产业损害裁定的决定性因素进行检验。 Mah Jai S（2000）研究了国民收入波动、贸易平衡因素对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倾销裁定的影响，他认为，贸易平衡因素是美国倾销裁定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政治因素对反倾销裁定的影响。Hansen Prusa (1997) 从贸易的新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分析了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倾销裁定的影响因素，在比较了美国国内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对反倾销政策的影响后认为，特定产业集团更容易通过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政治捐赠对倾销裁定结果产生影响，因此，在实际的倾销裁定中，政治压力比实际的经济损害更能影响倾销裁定的结果。 Aggarwal（2004）通过对99个国家1980－2000年的面板数据计算后认为反倾销裁定更容易受到政治而非经济因素的影响。此外， 她还研究了WTO对各国反倾销使用的影响，认为由WTO多边框架体制下自由贸易制度对国内产业的形成压力，促使国内的企业寻求有效的保护，因此WTO成立将导致反倾销事件的增加。 EvansSherlund(2006)利用1980年至1995年美国反倾销案件的数据， 以反倾销税率为被解释变量， 在“保护待售”模型的理论框架下进行经验研究，结果表明利益集团的政治压力对美国反倾销税裁定具有显著影响作用：如果一起案件的申诉者在政治上有组织，则该案件往往会被裁定较高的反倾销税率。 （二）国内学者对反倾销政策影响因素的研究 国内部分学者也对反倾销的影响因素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丁勇、李磊、朱彤（2008）认为，上一年国外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总数和进口增长率对中国的进口反倾销起到了正面且显著影响, 而国内制造业指数和世界经济增长率对中国的进口反倾销数有负面影响 ,但是世界经济增长率相对国内制造业指数而言对中国的进口反倾销数的影响较为微弱。方勇、张二震（2004）对反倾销申请的主体、提出反倾销申请的时机进行了分析，并利用一个古诺均衡模型对进口国企业提出反倾销申请的原因以及政府反倾销裁决进行了理论探讨。谢建国（2006）综合利用Grange因果分析和计数模型（泊松分布模型）对美国对华反倾销的经济、政治及制度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因素在美国对华反倾销中发挥主要作用，但中美政治关系与美国对华反倾销之间存在显著联系。 本文在国内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根据1997-2006年中国相关行业反倾销案件的面板数据，建立计量模型，探求中国对外反倾销的影响因素，从而回答中国反倾销政策是否具有内生性的问题。 三、影响中国反倾销的主要因素 根据WTO《反倾销协议》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对倾销调查和确定根据调查结果，就倾销、损害和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否成立作出初裁决定初裁确定倾销、损害以及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成立的，应当对倾销及倾销幅度、损害及损害程度继续进行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作出终裁决定，鉴于此，本文参考了盛斌（2002）的中国贸易保护政治经济模型中的变量，选择行业的以下几种指标数值，看这些指标是否对中国反倾销贸易政策产生影响： （一）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该指标是由巴拉萨（Balassa，1965）最早根据各产业贸易绩效提出来的，反映了一个国家某一产业或产品的出口与世界平均水平的相对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