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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城市扩展模式及动力机制初探 李 非 摘 要:近几年来，中国进入城市化稳定发展阶段。中国城市化过程面临的矛盾十分复杂，城市化任务也十分艰巨，对中国城市化研究也自然为国内研究的热点。城市扩展是城市化进程的空间行为和直接表现形式。本文以上海作为具体案例，通过分析上海城市扩展在地域空间上的动态过程和各阶段发展的特点，提出了四阶段划分。提出新上海“一个中心，三个圈层，十个中等城镇”发展的主体框架。并对城市扩展的模式、动力机制、存在问题、调控战略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上海;城市扩展;动力机制1 引言 城市是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多因素组成的复合体。对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而言，城市扩展的问题千差万别。城市作为一个有机体，和人一样有它的幼年期、成长期、稳定期、衰老期，处于不同发展时期的城市在地域空间扩展上也有明显的差异。目前，我国对城市内部结构和城市群的研究比较多，但对城市扩展过程的研究才刚起步。特别是，在文献中，对城市扩展模式很少有明确的概念界定。本文借鉴国内外城市化研究方面的经验，把上海作为研究案例，对上海城市扩展中的模式、动力机制作了探讨，以期为城市学研究有所贡献。 城市扩展是指城市中心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人文因素和土地利用、地貌形态等自然因素在地域上的向外推进与扩散。城市扩展是建立在城市集聚与规划能力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包括城市商业能力扩展、行政能力扩展、娱乐教育功能扩展、交通扩展等, 是城市发展必然结果的空间行为及表现。伴随城市的扩展，人口和财富进一步向城市和城市密集区集中，大城市数量急剧增加，出现了超级城市(super city)、巨型城市(sagacity)、城市聚集区(city agglomeration)和大都市带(megalopolis)等新的城市空间组织形式[1] 。而城市扩展模式作为描述城市扩展的空间表现形态和规律，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 2 关于城市扩展模式研究 2.1 城市扩展模式研究相关理论 在城市地理学中，对城市空间结构模型的研究进行得比较早，如德国城市地理学家克里斯泰勒(W.Christaller)和经济学家罗什(A.Losch)分别于1930年和1940年提出了著名的中心地理论和市场分布模型，该理论和模型以静态局部均衡理论为基础，描述了市场、交通及运输距离影响下的城市中心地系统和市场空间分布模式。 1925年，伯吉斯(E.W.Burgess)通过分析不同职业人口的居住区特点及其地域分异行为规律，创立了同心圆城市土地利用模式。但是，伯吉斯的模式过于理想化和规则化，且是单中心模式，忽略了社会属性的影响，特别是没有考虑城市交通的作用。作为补充，1939年霍伊特(H.Hoyt)研究了美国大量城市租金状况之后，提出了城市土地利用的扇形理论[1]，对伯吉斯的同心圆模式作了发展，但其主要缺点，忽视了与其他城市相互作用因素的分析。在此之后，哈里斯(C.D.Harris)和厄尔曼(E.L.Ullman)在揭示了城市化的复杂性和影响因素的多样性后于1945年提出多核心土地利用模式，比较符合城市地域结构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但对各小区之间的职能联系及城市核心形成的规律与作用涉及较少[2]。 2.2 城市扩展模式研究的进展 城市扩展模式和城市扩展的动力机制有关。周一星教授在《市带县体制对辖县经济影响的问卷调查》一文中，用市对县的扩散潜能强度度量了中心城市对近郊县域的影响，实际上是用全市年工业产值的差额探讨了城市扩展的潜能和动力机制的侧面，不能用来对中心城市空间模式和地域扩展的阶段进行划分和鉴别。另外，程潞、严重敏等对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市城镇体系形成和发展特点与空间结构作了初步研究。杨万钟、史家明等则分析了上海的兴起及80年代末期空间结构的演变一般过程。虞蔚曾利用社会区分析方法对上海城市空间结构进行了研究，揭示了其非均质增长的特征[3]。但总体而言，我国对城市扩展模式和动力机制的系统研究还不很多。 3 上海城市扩展模式的演变和阶段性特征 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发现，各国城市化发展过程所经历的轨迹可以概括为一条稍微被拉平的Ｓ型曲线。然而，对于城市化进程会形成如此有规律的Ｓ型曲线则有多种解释。如英国范登堡提出了“城市发展阶段说”，美国刘易斯提出了“城市周期发展规律说”，以及“产业结构变动说”和“人口转变说”等其他多种学说[4]。这些学说均表明，在城市扩展的进程中，城市扩展的形态特征和内在动力机制都发生着较明显的变化，呈现出鲜明的演化阶段性。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加之城市扩展的复杂性，一些学者对城市扩展模型的演化作了不同的阶段划分，但我们可以发现，无论何种划分，在城市扩展的各个发展阶段，都具有不同的动态过程和阶段性特征。一般而言，城市扩展模式的演化进程可按以下方式进行划分(图1)： (a)